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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良
一个让人熟悉的名字
假如谁在2001年3月29日稍微留意一下四川省当天电视和次日报纸的重大新闻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忘记关于这一天由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宜宾市召开的一次隆重大会的消息。这就是四川省全省知识分子暨市县党政一把手第一生产力经验交流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颁发了四川省首届创新人才奖，共有7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假如谁再仔细判读一下这次获奖者的名单的话，那么，他也一定会发现，这次获奖者中只有唯一的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赵国良，乃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事实上，对于赵国良教授，人们并不陌生。早在1985年元月，他的题名为《论社会主义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的二重性》在中国最具权威的社科杂志《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作为当期的首篇文章发表。要知道，那正是中国全面改革进程才刚刚开始启动，对于改革及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正处于一个众说纷纭的时候，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还处于统治地位并强烈地排斥着其他不同的声音，写这样的文章无疑要冒难以估量的风险，这既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个人胆量，又需要正确的认识观和方法论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理论表述能力。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温这篇充满智慧和折射着作者个人品格的文章时，我们也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和折服。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招致很多麻烦，中国在此以后的改革进程恰恰真实地验证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前沿性意义。
如果说以上文章的发表将赵国良教授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人们脑海中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发生的故事更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他当时还被人们认为仅是一个改革的理论家的话，那么，他在此之后的个人经历与实践则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理论家，他不仅始终如一地探索着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前沿性课题，不仅为改革而鼓、为改革而呼，而且还证明了他也是一个改革忠诚拥护者、坚定倡导者、热心服务者和积极参与者。可以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就一直在教学的前沿、在改革与发展理论的前沿、在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前沿，勤勤恳恳地耕耘着，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心系于国家前途命运，身体力行于改革与发展伟业。这些年来，他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达300余篇，出版专著8部，著述达数百万字。在1992年，他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7年，由他担纲主持研究的国家级重点课题并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现代企业制度论》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并被选为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阅读的全国十本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之一，他还相继获得了许多诸如四川省科技进步奖、社科研究奖等其他奖项; 他相继参与了中国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等全国性重大课题调研，四川省及相关市地许多重大决策性课题调研和讨论，参与指导了许多企业的具体改革进程，甚至他还执笔起草了四川省委省政府指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文件(即四川省委发1993，第23号文件，简称《33条》)并取得很好的实效，他经常深入企业调研，他也经常应邀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关于改革与发展的报告，等等。他长期对改革的理论研究和他对改革实践的融入，使得他不仅为学界的人们所熟悉，而且也为实践界的人们和社会中的人们所熟悉。
赵国良教授具有“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风格。当一个观点在理论界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不少人正在重复引用的时候，他已经在思考明天的战斗了。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解释新的矛盾，回答新的问题。从197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政治与经济是对立的统一”一文以来，直到现在，他已经在至少七个方面，展现了自己富有特色和创新意义的学术成就。第一，就政治与经济的辨证关系来说，他提出了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发展具有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并据此在参加全国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讨论中，提出政治动力与经济动力并重的“双动力论”观点;第二，就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来说，他很早就提出“国有企业有死有活论”，主张通过市场竞争淘汰部分的国有企业，把有限的国有资源集中使用在效益高的企业，真正使“优则胜劣则败”。早在1985年，他就提出要搞股份制，并于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学术论文; 第三，就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他早在1985年就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经济结构合理化这个中心来进行，并在1986年与吴歧山教授合著出版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研究》专著; 第四，就怎样才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他提出了“三个落实论”，即产业结构调整要落实到产品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要落实到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要落实到企业领导班子调整;第五，就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过程中，怎样“退出”的机制问题，他明确反对由政府主管部门，采用行政办法，“关起门来”确定名单的做法，主张通过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谁进谁退”，他的这个观点被新华社记者发表在《经济参考报》头版，并迅即在12个省级报刊上转载；第六，就西部大开发，他提出著名的“五论”，即“挑战为主论”，“重点跨越论”，“企业主体论”，“全面融资论”，以及“中心城市论”; 第七，就高科技产业化问题，他提出高科技产业化的“切入点”，是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把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搞活国有企业、降低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结合起来，使发展高科技产业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心工程”，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等。
回顾赵国良教授学术研究的历程，既有一种波澜壮阔的豪情，更令人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之感。他确实在为中国改革的理论创新而艰难前行，并将一直走在这条布满荆棘的无尽道路上。
一个终日忙碌的身影
在西南财经大，人们都知道赵国良教授是一个大忙人，以至于偶尔看到他在菜市场出现一次时，就会感到意外和惊讶。赵国良教授确实是最忙碌的人之一，而且多少年来都是如此。因为他忙，使得他几乎难得有一次娱乐的机会(除了每天必看的新闻联播电视节目以外)，使得也很少有时间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使得他曾经长期饱受胃病的折磨，使得他往往忘了牙医一再提醒的预约，使得他不得不放弃他曾经作为一个球迷的爱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终日忙碌，罕见闲暇，构成了赵国良教授生活和生命中的主旋律，也变成了写照他人生状态的最简单和最直观的词汇。这些年来，赵国良教授一直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除了他要经常挤出时间去看望一下他的年高多病的胞姐、长卧病榻的妻姐和偶尔与家人出去游玩一下以外，在他的时间安排里，很少能有休闲的内容，那么，他都在忙什么呢?他忙在座无虚席的教室里为学生授业解惑，忙在书房的青灯下备课或批改博士生的论文或撰写学术著作或思索亟待研究的一些问题，忙在频繁参加党政领导机关及部门的有关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方案的研究讨论，忙在经常为诸如四川省委中心学习组、成都市委中心学习组及其他市地和部门做相关的学术报告，忙在不断承担着和进行国家和地方的重大课题调研，忙在精心准备对相关方面重大决策方案出台前征求意见的反馈，忙在出席相关的学术会议及其他学术活动，忙在指导一些企业的改革操作，等等。假如谁要有机会与赵国良教授单独相处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他所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忙碌的身影，甚至他还会发现，一谈到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赵国良教授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惊人的敏锐，但如果谈到什么吃的玩的及什么地方的风光，他则表现出同样惊人的“知识贫乏”，比如他本来是在宜宾度过了他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宜宾了，这些年里也很多次重返宜宾开会或讲学，但直到现在他却还没有去过宜宾著名的风景点蜀南竹海。事实上，赵国良教授忙得很简单，这种简单表现在他的忙碌可以浓缩到两件事，一是为教书育人而忙，一是为国家和民族的改革与发展事业而忙。但他的忙碌却是极富内涵的忙碌，他的这种忙碌，是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忙，是一种代表着个人追求和精神境界的忙，也是一种体现着经济学家社会价值的忙。
赵国良教授的忙，自然有着这样的原因：他不仅长期担任着诸如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与贸易促进研究会顾问、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多种学术职务并一度担任系主任这样的行政职务，还长期担任着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改革与发展组组长、成都市科技顾问团经济咨询组组长等决策咨询机构的职务，这种他主观上无意但客观上“能者多劳”的命运安排和有关方面的盛情邀约，使得他多少带有被动忙碌的一面，虽然他除了身心和智慧的付出外并没有因此而多得什么。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他的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主动的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忙，是一种他早已习惯并还有点“依赖”和“迷恋”的忙，是一种把个人的生活简化到最低程度、把个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发挥到最大程度的忙，是一种心系国家得失而未计小家得失的忙。1997年，赵国良教授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表面上看起来只不过是他获得的成叠成捆的奖项的其中一个，但是，这一奖项的背后却是他“三个一百”的辛勤之路，这“三个一百”是，深入到100余家企业调研，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做了100余场有关改革的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改革》等报刊发表有关改革的论文100余篇。仅从这件事情来管中窥豹，就足可回答赵国良教授终日忙碌的原因了。
一个厚德育人、高风做人的良师益友
从社会职业和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来说，赵国良教授是一个人民教师。教师曾经一度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职业角色，直到现在还可能并不被社会中的有些人所看重，但是，“教师”在赵国良教授那里，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是一种光荣的象征。他十分看重教师职业，十分热爱教学岗位，并把教师职业作为其终生的选择，把履行教学职责作为了其终生的追求。自1959年从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四川财经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以来，他便一直在教学岗位上积累和丰富着他职业生涯的里程，以至于他的履历显得过于简单了点。星移斗转，花开花落，几十个春秋的轮回，赵国良教授也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年过花甲的长者，由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学界名人，可以说，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岁月的年轮使他改变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也使他改变了许多，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对于作为一个教师的使命感和光荣感，正是这样的一种由来已久、愈久弥坚的情怀，使他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长期固守，乐此不疲，也使他成为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厚德育人、高风做人的良师益友。
在学生们的眼里，赵国良教授是一个智睿、风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前辈，是一个以理服人、以事实示人、妙语连珠、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是一个大道渊深、厚德载物的学者，是一个循循善诱、授知启智、敏锐而严谨的名师。作为一个教师，他深深地关爱着学生们，也赢得了学生们的深切爱戴和敬仰。每逢赵国良教授在学校的学术报告会，会场中总是显现出一种众生云集的场面，每当赵国良教授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往往吸引着许多没有选课的学生前来旁听。这种情形不正是春风化雨入心田的生动景象吗?不正是常言所说的“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实写照吗?可以说，我们称他是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和人格魅力的老师，丝毫都不过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用人格和知识的力量来培育、感染和影响着学生的良师，不是因为他在做老师方面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因为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对为人师表的理解以及他长期不懈地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与其说他的职业是一个教师并且做教师久了他就因此成了一个赢得广泛赞誉的老师，倒不如说他曾经是一个学生，他是先对做学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学会了做学生以后才成就了做老师的盛名。他非常地尊敬和爱戴曾经培养教育他成长的老师们并将老师们对他的期望、鞭策和鼓励作为 一种恒久的动力，执著地努力，不断地探索。在西南财大，有两位他最亲近和交往最深的、都堪称学界元老和大师的受业恩师，一个是中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和哲学家刘洪康教授，一个是中国著名的企业经营管理学家吴世经教授，在他们面前，赵国良教授始终如一地执学生之礼、怀谦逊之风，在他自己成为一个知名教授并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他也要常挤出时间看望他的老师，向他们汇报请教，和他们交流，直到他们相继仙逝。即使在现在，赵国良教授还经常地向学生讲述这两位教授的人品风范及对他的影响，还经常追忆着刘洪康教授在他年轻时代对他在一次哲学课上讲课所进行的纠正和以后指导帮助他的故事。实际上，这正是赵国良教授做人之风的一个缩影，正是他名显望重的原因所在。
在已经长达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赵国良教授一直都恪守和奉行先做人后做事的人生信条。在学校的许多业务性工作中，他乐于承担重任，乐于配合别人的工作，并特别乐意提携、帮助年轻的同志，非常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学校中许多年轻教师也经常找他请教，他总是热心与他们交流、向他们提出自己真诚的建议。在学校之外的许多学术调研及其他社会活动中，他也总是那样地认真和投入，也总是那样地乐于“挺身而出”。记得是在1987年，在赵国良教授参加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林凌同志领导的全国中心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课题组调研并在重庆筹办全国中心城市体制改革讨论会期间的一天下午，当时原定第二天上午由林子力同志做首场报告，但林子力在机场发病，无法前来，蒋老便临时动议请赵国良教授接替林子力做这场报告，赵国良教授当时也在发烧、声音嘶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影响会议进程，他慨然应允下来，并连夜起草报告稿直至深夜，第二天规模达上千人的报告会如期举行并以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肯定了赵国良教授的辛苦劳动和助人为乐的精神。赵国良教授的做人的品格自然融在了他的教学实践中，他从不以老师之尊来教训学生，更不会强迫学生接受他的学术观点，他总是非常慈祥地与学生沟通和交流，他鼓励学生要敢想问题、敢提问题、多讨论，他善于启发式教学和互动式教学，他特别注重对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对理论研究能力和对实际问题把握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早在1987，他就组织带领研究生参加过全国首届股份制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博得好评。他经常运用案例教学，2001年，他在给研究生上“中国工业经济研究”课题，将一个由他担任重大决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尚未正式讨论的准方案交给研究生们，并和他们一起做决策性研讨，最后得出否定的结论。这个方案在以后的正式讨论时也恰恰真的被否决了。毫无疑问，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知的。可以说，赵国良教授正是用他愈积愈厚的做人的品格在诠释和展示着他作为一个教师和一个经济学家的内涵和风采。
一个抱志守一、无怨无悔的笃行者
赵国良教授是一个社会名人，是一个以改革理论家著称的教授，但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以凡人自居、持常人心态的人，假如在人群之中，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崇尚平平淡淡的生活，喜欢与人为善地相处。他热爱他的家庭，深爱着他的亲人们，但他却从不利用自己的名望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有关单位邀请他作报告，他也从不知道给人家提报酬而往往是尽义务。他有着很高的社会知名度，有着很多的社会关系，但他从不想去打扰别人，不愿给他人添麻烦，不求别人为自己办私事。他关心改革，研究改革，服务和参与改革，甚至他还亲临企业具体地指导改革，但他从没有利用这种方便像有些人那样去“改革”并加快自己的财富积累进程。他淡泊名利，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他却用持之以恒的行动无声地书写着他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长卷。他是一个极具平民意识的人并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会干别的，只会当老师，曾经有很多企业请他“出山”，他一概谢绝。他平静而又平和，但他有时会在作报告时因讲到关键问题而表现出掷地有声般的激动，这也只不过是他关心改革、希望改革向前推进的一种反映，是一颗赤子之心的流露。他如此地关心改革、研究改革，其实理由很简单、很普通，正像赵国良教授自己所说，他是“奉令”而行的，这个“令”，不是任何人下达的，而是时代的召唤，改革的驱使和企业的呼声。正是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的行为、普普通通的情怀相伴，他抱志守一、无怨无悔地求索着、笃行着，直到现在，他仍然活跃于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的前沿阵地和前沿领域，这正印证了唐代著名文学家王勃在名篇《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多少年来，发生在赵国良教授身上的故事很多很多，我们无法一一去罗列和陈述，其实，他本身就像一部越写越厚的大书，博大精深，意境悠远，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凝聚着精神的力量。我们不知道怎样形容他才恰当，也许下面这句诗能够稍稍准确地表达了他的以前的经历和现在的状态: 强国系诚志，兴邦苦勤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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