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之中，有人人生经历也许会很一帆风顺，有人也许会付出极度的艰辛，张合金教授属于前者，但他那铺满鲜花的道路上同样洒满了他为人生而奋斗的心血和汗水。
    张合金，1955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大英县，1978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4—1995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日本筑波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以来一直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88年评为讲师，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在20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张合金教授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共出版学术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获得各类优秀科研成果奖30多项，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对金融理论的 浓厚兴趣

    张合金教授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金融专业，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的金融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使他对金融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8年张合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他刻苦钻研，勤于思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于1982年大学毕业时顺利考取了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继续学习金融理论。当时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金融领域乃至整个经济领域有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探索，这给经济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和毕业留校以后，张合金对我国金融领域中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张合金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金融宏观调节上。1984年初，我国银行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人民银行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分设，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一改革措施，使我国金融宏观调节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过去人民银行直接控制贷款额和货币供应量，转变为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实行间接调节。在新的金融运行机制下，中央银行如何有效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实现宏观经济调节目标，这是当时我国金融领域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也激起了张合金的极大兴趣和探索精神，他广泛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并紧密结合当时我国金融管理体制的现实情况，对有关金融宏观调节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1985年和1986年他在我国理论界率先发起了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研究(见张合金《对我国货币乘数的探讨》载《金融研究》1985年第6期，张合金《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载《金融研究》1986年第7期)。这些问题虽然在目前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已是很普通的问题，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理论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的年代，这些成果的取得实属来之不易。
    1987年张合金考取本校财政专业博士研究生后，工作单位由金融学院转到财税学院，研究重点转向了投资宏观调节理论。但由于过去10余年中积累的金融理论知识，使他对金融理论仍具有浓厚的兴趣，主要研究内容都集中在金融政策如何有效地调节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上，以及投资宏观调节中如何实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和协调。2002年上半年，张合金教授从财税学院转到金融学院，指导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方面的博士研究生。由于有长期的金融知识积累和对金融理论的特殊偏爱，相信他在新的领域一定能够取得突出的成就。

金融理论与财政理论的结合研究

    著名金融学家曾康霖教授说过，研究金融理论的人不能不懂财政。的确，在经济理论尤其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基本手段，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二者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张合金教授在研究金融宏观调节理论时对此深有体会。也常常为财政理论知识薄弱而苦恼。为了弥补这一知识缺陷，他于1987年考取了西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财政学家许廷星教授。
    许廷星教授从建国初期起就一直致力于财政理论的研究，在财政理论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创立了著名的“国家分配论”，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张合金在许廷星教授的指导下，在深入钻研财政理论的基础上，侧重于把财政理论和金融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尤其是在经济调节中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上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1989年张合金与许廷星教授和朱明熙教授共同完成了国家教委的重点课题“财政信贷与宏观经济调节”，该项成果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后，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于1990年评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4年10月—1995年10月，张合金教授获得国家教育部“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出国留学项目”的资助，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日本筑波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非常珍惜这难得的留学机会，利用筑波大学良好的研究条件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对日本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近2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作了专门研究。回国后，张合金教授把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撰写了十多篇系列文章(见《四川财政》1996年第1～12期)。这组文章发表后在理论界和实际经济部门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合金教授把金融理论和财政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其重点集中在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上，根据我国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和宏观经济调节的目标，探讨这两个调节政策的协调运用。尤其是90年代后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由短缺转变为过剩，宏观经济调节的环境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新的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张合金教授及时跟踪这一变化，撰写了《对当前金融政策效应的宏观分析》、《当前货币政策在调节投资规模中的障碍与对策研究》等学术论文。1998年下半年，为了扩大社会需求，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我国实行了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张合金教授及时撰写了一组系列文章，对理论界和实际经济部门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例如，如何评价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会导致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见《四川财政》1999年第3～6期)，这组系列文章已于1999年全部收编入财政部的干部培训教材，对正确认识和执行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对我国投资宏观调节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

    张合金教授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金融专业，博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财政专业，具有金融理论和财政理论两方面的综合优势，这一优势对研究投资宏观调节理论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为此，他把研究投资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及以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取得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投资膨胀论》、《投资调节论》、《投资规模分析》、《投资规模调节论》等系列学术著作。正是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张合金教授在我国投资理论界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地位，其研究成果在该领域处于国内同行的前列。
    张合金教授对我国投资宏观调节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对投资膨胀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多年中，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是投资规模，几乎每次宏观经济失控都起源于投资规模过大或膨胀，而每次失控后的调整又都是采取抑制投资需求，控制投资膨胀为先导的。因此，深入研究我国投资膨胀的原因和调控机制，是当时我国理论界和实际经济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张合金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把“投资膨胀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对我国的投资膨胀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该论文在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投资膨胀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引起投资膨胀的原因，将我国历史上的投资膨胀分为四种类型，并分析各类投资膨胀的形成机制和调控对策。该论文完成后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由许毅、曾康霖等国内著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张合金撰写的《投资膨胀论》“以翔实的资料，周密的逻辑分析，对我国历史上的投资膨胀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投资膨胀的类型划分、原因分析及控制对策等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独立见解。本文不但对丰富投资理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控制投资膨胀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该论文1990年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投资膨胀的学术著作，在我国投资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荣誉，先后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年)、首届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4年)、西南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1991年)、四川省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等多项奖励。
    张合金教授研究投资宏观调节很多问题涉及到对政府有关调节政策的分析和评价。在长期的研究中，张合金教授在分析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和措施时，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在一些问题上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自1998年下半年起，我国为扩大社会需求，摆脱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强调政府直接增加投资，而对启动企业投资重视不够。张合金教授对这一调节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增加政府投资固然重要，但启动企业投资更为重要”，“如果在投资总额中占主体地位的企业投资不能启动，社会总需求很难扩大，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很难扭转”，因而主张“调动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把促进企业投资放在首要位置上”(见张合金《投资规模调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张合金教授的这一观点在2000年初的一次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会上提出时并未引起广泛重视，但在其后的两年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士赞成这一观点，主张通过减税等措施促进企业投资增长的呼声日渐高涨，并且积极财政政策已逐步增强了启动企业投资的调节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