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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平
1978年12月，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翌年2月16日，春节刚过，成都平原乍暖还寒。由四川省计委、省物价委、省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拉开了帷幕。为期10天的大讨论，会聚着省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各地市州计委和物价委的领导近100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代表还应邀到会指导。会议隆重而热烈，拘谨中不乏激情，毕竟“文革”十年的阴霾还未散尽，人们还心怀余悸啊。这天，西南财大教师袁文平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作了近六个小时的大会发言。
他首先讲了前些年我国经济中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经济实物化倾向，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种种弊端:例如，不承认粮油等是商品生产，不尊重价值规律，不按商品的价值定价，而是以保护城市居民利益为由，对粮食、油料等重要物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管得很死，结果是导致粮食油料愈少愈管，愈管愈少，粮油生产者生产生活困难，城市居民的需要也无法满足。更有甚者，不承认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对紧缺物资的价格也不能通过浮动以调节供求关系，导致各行业各企业都抢购紧缺物资，抢到手之后不是为了本企业生产或生活消费，而是用来交换自己真正需要的物资，结果是使已经紧缺的物资更加紧缺。同样，市郊菜农生产的蔬菜，也不承认它是商品，不让它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采取城市政府商业部门蔬菜公司按政府定价收购，再由蔬菜公司下属门市部按政府定价供应给市民。导致政府年年支付大量补贴，成为地方财政的一大负担; 蔬菜公司年年亏损，也认为吃亏了; 农民认为自己的产品国家定价太低，自己吃了亏; 城市居民认为蔬菜公司服务态度不好，自己花了高价没有买到自己满意的蔬菜。政府花了很多钱，没有哪一方叫好……
接着，袁文平通过这些大量事实，进一步从理论上详细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好处、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然性，计划与市场结合中各自的地位，明确提出：价格第一，计划第二。
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立即听取了汇报，鼓励大家大胆探讨。《四川日报》也作了报道。
大会发言后的袁文平，经过进一步仔细推敲，仅用发言稿五分之一的内容，写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一文，在《四川日报》1979年3月13日发表。同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为题，详尽报导了这次成都会议讨论的内容。
会后不久，袁文平又发表了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1980年夏，在四川省经济学会年会上，袁文平再次作了“对市场调节的计划指导问题”的大会发言。
提出正确观点也并非只有赞扬声。哪知到了1983年夏，在一个小范围的理论讨论会上，省委有关部门接到上面通知，要袁文平就1979年春以来发言、文章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作检讨。袁文平感到了压力，但他更感到探明真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易，理论的探讨更加的重要!好在不久，理论界开始有文章并有更多的学者肯定袁文平的观点，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泱泱大国，浩浩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起着决定性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他1979年底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公开发表，才使市场经济思想成为人们的共识。
转眼2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迈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道上，走进WTO的国际大舞台的时候，我们想起了这一理论的探索者们，想起了袁文平教授。
工作需要 使他成为经济理论工作者
1934年冬，袁文平出身在四川射洪一个耕读世家的家庭。私塾启蒙，读的是“四书”、“五经”，目标是初通文墨，长大可以经商，走父辈走过的发家之路。新中国的诞生，对建设人才的需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工程师、科学家走进了他的梦幻，成了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目标。“抗美援朝”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入伍，进入解放军后勤学校财务会计专业读书，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从事后勤工作。1955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袁文平参加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四川财经学院会计专业读书。1959年毕业留校，因工作需要，他放弃会计专业，改行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此他的工作性质稳定下来，开始了长期地从事经济理论工作。
开初他给专科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后又给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马列经典著作选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部分)等课程。同时进行科学研究，除了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论农村集体经济农产品成本中活劳动消耗的货币估价》修改后在本校学报《财经科学》发表外，还与王永锡同志合作，在《经济研究》杂志1962年9期发表《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实质》一文。针对当时“左”的思潮泛滥，不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讲经济效果的倾向，文章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作为生产目的，同时必须重视和提高经济效果，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文引起我国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并受到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称赞。
十年动乱，学校停办，1970年夏他被借调到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查研究室工作，直到1978年夏学校恢复招生时返回学校。在市委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对全市工业、农业、财贸等进行调查研究，为市委起草文件、讲话、文章等等。这期间他参加或组织了对大型国有企业、市郊农村经济、全市街道工业的调查等，对我国以产品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以实物交换取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倾向有着深入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其给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深感震惊，又深感切肤之痛。所以返校后不久，就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撰写了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广播稿。这个稿件在1979年春向全国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不少边远省市的干部来信来电索要书面稿件。
改革开放以来，他除了承担系主任、研究所长的行政工作以外，作为经济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主要职责是既要教学，又要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各种社会调查研究和学术活动。在教学上，他先后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研究”、“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调控研究”等课程。因教学质量优良，受到学生欢迎，曾获四川省首届优秀教学质量二等奖。在科研上，他先后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有一定价值和较大影响的成果。
解放思想 较早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袁文平教授在全国较早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使全民企业之间、集体企业之间、全民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然是商品交换;现存的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当然也是商品交换，因而存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计划管理，因而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二者结合中，市场价格与计划管理各自的地位是“价格第一，计划第二”。其后他又发表文章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要发挥市场、价格等机制对社会经济(包括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的“调节”或“决定”作用，而不是市场价格只在很窄范围内起某些“影响”作用。认为，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主要是调节市场供求，达到供求相对平衡; 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的配置，实现合理利用; 调节或促进各企业改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他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根本不同的。1985年就有学者指出: 这“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论’的产生”。在1992年，经济理论界称他的文章“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与市场问题探索的开端”。后来又有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上，不少旧观点的突破和新观点的探讨，经济理论界都是走在前面的。许多深刻的、创造性的、开拓性的意见，就是由一些倾听实践和时代呼声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袁文平的文章“在我国领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以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论断”。
1980年袁文平又在四川省经济学会作大会发言，谈“对市场调节的计划指导问题”。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类似于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就是市场基础上的计划，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计划的指导，除特殊情况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外，主要是经济手段，是靠经济利益的诱导，把企业的经营、投资决策引导到宏观经济计划要求的轨道上来。主要的经济手段有财政税收、信贷利率、价格。
其后的1985年，针对学术界有人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有商品的计划经济”相混淆的观点，袁文平撰文《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淆》，提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我国经济都是“有商品的计划经济”的典型事例。它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三点不同: 一是实质不同，前者实质是计划经济，后者实质是商品经济;二是经济实质前的“有商品”或“有计划”的地位不同，前者的“有商品”只存在于局部领域，只保留某些商品形式，后者的“有计划”是覆盖全部社会经济的，对社会商品经济主要起指导作用;三是实行的后果不同，实行前者会导致经济短缺、技术停滞、管理落后、生产力发展受阻、人民生活难以改善，而实行后者会导致市场商品丰富、技术不断进步、经营管理不断改善、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开拓前进 探索当代最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发展问题，提出: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首先要了解其基本理论前提，这主要是“三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2)“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论;(3)社会主义“主体”论。其次是要掌握 基本内容，这包括三条：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三是要了解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 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要坚持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三要坚持对外开放。该文最早是在1994年四川省邓小平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到了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该文又被《四川日报》、《工厂管理》杂志重新加以发表。同年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发言并提交论文《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中把邓小平经济理论归纳为“十论”:(1)有中国特色论;(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3)社会主义本质论；(4)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5)市场经济论;(6)经济主体论;(7)经济改革论;(8)经济开放论;(9)经济发展战略论;(10)政局稳定论。认为这“十论”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1998年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这是去年学科发展上“政治经济学界公认的新观点”。
继续创新 寻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
1996年，整个经济理论界为了提高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开始探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袁文平投身其中，他首先探讨了粗放型和集约型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划分问题。先是从抽象的理论概念上把握二者质的区别，再结合实践探讨如何把握二者的区别。再就是研究了我国的地方政府为什么只求速度不讲宏观经济效益的问题，认为这里有地方政府首脑追求所谓“政绩”这个原因，还有宏观经济效益与地方经济效益相矛盾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论》(专著)研究。这项研究，正如《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3期发表的《书评》所指出的，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的创新成果”。“该书不是一般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重要性、转变的途径等，而是独辟蹊径，研究‘转变机制’即推进转变的内在必然性及内在机理。就使这一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书专题式地研究了产权机制、市场机制、宏观调控机制、企业管理机制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鉴于技术创新的特殊意义，设专章专门研究了技术创新机制对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作用。又根据我国在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又设专章特别考察了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还专章讨论了考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展情况的指标体系。这些是同类著作中比较少见的。该书认为，在不同地区，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资源配置机制不同，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和效果。为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要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确立真正的市场主体，进一步推进价格机制形成的市场化，全面完善市场体系”。《光明日报》2001年8月18日对该书也做了评价，指出“全书观点新颖，格调清新，值得一读”。
尽心尽力 用经济理论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作为教师，主要是用掌握的经济知识和理论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改革开放以来，袁文平主要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以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四川省和成都市都开展了学习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的热潮，邀请他作辅导报告。他在省市机关作了多场报告，有几场听众达二三千人，座无虚席，反映热烈。
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村商品生产开始发展。为了加速推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良好势头，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撰写和发表了科研论文—《正确认识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应成都市及市郊县区党政领导的邀请作专题报告，大讲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现状、发展的必然性、大发展的意义和途径，为推进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央提出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之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四川省政协请他作报告，他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受到省政协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得到全国的认同，有关的理论问题也引起人们的注意,请他作过多场辅导报告。成都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及省级有关部门的干部听了报告,反映收获很大。
去年秋，省委宣传部聘他为江泽民“七一”讲话宣讲团成员，赴雅安宣讲。他精心准备，认真宣讲。宣讲中紧扣原文，理清思路，明确观点，把握精神实质，用翔实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雅安市委领导及广大干部一致反映，讲得“精彩”，对他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帮助很大。
近年来，为帮助四川有关地市党政领导写好“五个一工程”文章，他随省委宣传部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对他们写出的初稿,认真阅读,周密思考,详细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很受他们的欢迎。
回首袁文平教授执教生涯,从1959年毕业留校至今，整整43年了。在他的身后,留下了这样一串脚印:1960年建立经济系时他进入经济系。1964年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78—1982年任经济系副系主任，1983—1991年任经济系主任。历任讲师、副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该校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发展经济学会副会长、成都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西南财经大学学报《财经科学》杂志主编。主编和副主编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国有经营性资产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纲要》等10余部，发表论文100多篇。他的著作和论文曾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奖励，有的著作曾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他是我国在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理论经济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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