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声 知我者多以“学者”待我

    在西南财经大学五十年的办学历史上，曾有一位鲜为后辈所知的教授，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为之奔走呼号,他就是杨声教授。
    杨声教授，又名懋实，1891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天全县。中国自然科学会的会员、四川工业学会川矿业总会的会员，九三学社社员。
    提起杨老，年青的可能不大清楚，年龄稍大一些的都熟悉他，带着深深的敬意，称他杨老先生。
    杨声自幼聪慧好学，1900年在雅安从塾师雅安知名举人贾固之先生受教，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天下”古训渐有领悟。他爱好科学知识，目睹民穷国困，决心深入钻研科研，要求学有专长，能对发展工矿实业贡献力量，以利富民强国，乃于1907年去成都考入四川商矿实业学堂求学，1909年，杨老就读于四川高等工业学堂(现四川大学前身的一部分)采金专业，1913年毕业。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教书生涯。从1914年到解放前夕这三十五年间，杨老先后在四川高等工业学堂、成都工业专科学校、省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重庆大学和私立成都大学执教。当过助教、讲师、教授。1924年任川大工学院院长，1929年—1931年7月在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任教授，并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26年—1930年，他还兼任过成都造币厂化验所主任。
    1931—1932年12月，为创办威远铁厂，杨声在该厂担任了总工程师兼工程处处长，1933年2月他在重庆开办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担任副所长，1935年返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工矿科科长，1935年8月受建设厅派遣去德国考察工业，1936年7月回国，1936年9月至1938年9月任重庆大学教授兼事务长，1941年1月至1946年12月在重庆任大华实业公司协理，主办该公司的新明酒精厂和锡铁厂，1948年6月至1952年12月在成都任成华大学教授兼总务长(1952年该校改为四川财经学院)，1953年由四川财经学院保送去西南区高等教师进修部学习，1956年10月返回四川财经学院任教授兼工经系工业技术学教研室主任，1981年12月8日杨声在四川财经学院退休，1985年9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了“三十年教龄教师荣誉证书”给他。
    20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内军阀混战，战火连绵，外国列强一再吞噬我国领土，祖国的大好河山四分五裂。杨老在四川高等工业学堂读书时，就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立志刻苦读书，拯救苦难的祖国。这时杨老是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熊克武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杨老毕业前夕，正是中华民国诞生不久，国家和民族的当务之急是要大量的实业家来建设贫穷的祖国，需要科学和技术来振兴中华，从事实业和教育便是当时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杨老根据时代的要求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
    那时的高等学校很少有统编教材。杨老结合社会的需要和国外的先进技术，自编教材用于教学。因此这一时期杨老留下的著述和编写的讲义较多。如1915年由四川矿质化分局出版的《定性分析化学规程》;四川工业专科学校印的《冶金学》;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也译有不少专著和资料。杨老编写的教材，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杨老开设多门课程，钢铁冶金、分析化学、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教学结合科研，很长时间杨老对试金术、无机分析及冶钢冶铁有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杨老是著名的教授和学者，执教数十年，在政界结识了许多朋友，与当时的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交情深厚。原西康省财政厅长李万华是杨老的学生，杨老从不利用这些关系谋取职位，而是潜心教学和科学研究。1947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召开“雅安行政检讨会”，杨老应邀参加。会后，刘文辉聘请杨老为“西康省银行董事长”，杨老婉言谢绝，随后来到了私立成华大学任教，利用与刘文辉的深交解决教育经费紧张问题，使这所学校在艰难岁月中得以继续办学。他的这种关键时刻救学校于水火的英雄壮举，深得人们的敬仰。杨老作为社会知名人士经常参加川康两省的地方行政会议，总是力争教育经费，呼吁政府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
    从1947年杨老到成华大学后，一直没有离开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老任四川财经学院工程技术课教研室主任(1952年—1959年)，当时教研室年轻同志多，杨老团结爱护他们，生活上热情关心，业务上悉心指导。为了提高整个教研室的外语水平，杨老亲自上课批改作业，热情辅导，甘为人梯，鼓励年轻教师超过自己。杨老虽然身为著名教授，但他在年轻人面前从来不摆架子，待人真诚热情。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作风使当时教研室的老师们至今不能忘怀。
    六十年代技术组撤销，紧接下来的是十年动乱学校停办，杨老也因年事已高，退了休。但他仍然关心学校的发展，不顾年高不便，每年都要到学校来看看。1986年春节回到学校，看到学校的巨大变化，无比高兴。为了支持办好学校，生前，杨老将他珍藏多年的二百余册图书赠送给了学校图书馆，其中多数都是他在德国留学时省吃俭用买下的。
    杨老多年来生活简朴，不嗜烟酒，坚持锻炼，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杨老很少谈到自己的贡献，更多的是谈自己的不足，他对财大的年轻一辈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杨老在96岁高龄的时候，还曾亲笔用工整的硬笔书法写过一篇《回忆生平琐记》，他在文中说:“在以往的96年中，我渡过了14年的学生生活，解放后学习进修4年，如把教书与搞技术工作分别计算时间，解放前后我教书办学约计50余年，在机关、工厂主持技术工作约计28年。为了启发我国的科学技术，我在教学工作中尽了主观努力，在担任技术工作的岗位上充分贡献了自己的才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千方百计争取四化建设早日完成，组织上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对于我所作的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充分加以肯定，对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多方面加以照顾，我深感党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愧对人民的贡献太少，多年来我对分析化学、钢铁冶金、铜冶金、热处理、无机分析化学、普通化学刻苦下过功夫，多次讲授无机化学、分析化学、试金术等课程，我深知英语为钻研科技的重要科技，通过早年的苦学，我能顺利阅读和翻译有关专业的英文书籍和资料，我曾用英语编写讲义，促进学生勤奋学习英语，我长期结合教学工作，技术工作及持久的自修，在学术的钻研和探讨上颇有收获，知我者多以‘学者’待我，自感誉过其实，常为愧悚，回忆留校任助教不久，曾编写《分析化学规程》一书交由成都昌福馆中昌福公司出版问世，为时不久，销售一空。当时自庆功成，以为著书立说，并非难事，及至阅历稍久，始悟当日勇气有余，无非初生之犊不畏虎，实则造诣欠深，争于出书问世，难免贻笑大方，从此常自约束，钻研有得只作个人见解编入讲义,提供师生共同探讨，不愿发表心得文章,更未编写书籍出版。其实往昔急于著书出版固欠稳妥，而从此不再发表钻研收获，又属矫枉过正，似我多年治学、竟未留有著作就教于高明，今日思之，实深遗憾!
    我毕生精力，大半耗于治学、教学、搞科研、办工厂，不求仕途显达，不贪富贵功名，靠薪俸以自活，不与人争长短。惟人不能脱离社会单独生存，故亦不能脱离政治，求学之年，鉴于清廷腐败，辱国丧权，民穷国困，出于爱国家、爱民族，我接受了反清反帝的革命主张，1910年在成都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加入保路同志会队伍，回到雅安进行过革命活动。”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位长者求实求索、不断进取、为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事业献身的一生，他身上那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