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花团锦簇的日子，又是丹桂飘香的时节，光华园迎来了她的50岁生日。在“千万学子皆得展，八方命驾庆生辰”的时候，我们深深缅怀着曾在这片沃土上辛勤浇灌的老师，我们的恩师许廷星教授。

1913年2月，许廷星教授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曾就职于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从事经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贸处副处长、物资计划处处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兼财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理事、民革成都市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主要从事财政、金融基本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97年9月辞世，许廷星教授一直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许廷星教授以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和为人师表的高尚品质培养和影响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经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知名教授或实际经济部门的重要骨干，可谓桃李满天下。由于他在教育上的突出成就，曾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四川省教委评“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许廷星教授在承担繁重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他长期担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主任、校学术委员，并兼任全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财政学会副会长，同时他还担任民革成都市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民主党派的建设和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许廷星教授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为我国财经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许廷星教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师德风范和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值此校庆5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这里登载的是许老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谨以此文作为我们对先生的纪念。

   带着对理论研究的

  偏爱离开行政工作

记者: 请问许老，从您漫长的历史生涯中来看，您是如何走上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的?

许老：我这一生与经济理论工作有着不解之缘。1941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从那时起就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很穷，周围环境很乱，生活得不到保障，从事这项工作还谈不上什么喜欢，主要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抗战胜利后，我兼任重庆相辉文法学院经济系和重庆正阳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主讲货币银行学、高级财政学等课程;同时还兼任重庆《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的编辑、主笔，为两报撰写经济专论和社论，并为上海《财政评论》、《银行周报》等杂志撰写金融和财政方面的论文。在这期间，我与当时的其他进步力量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时期的金融危机、财政金融政策以及为“四大家族”服务的外汇政策等等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揭露和抨击，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对经济理论研究产生较浓厚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我接受组织安排，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财贸处副处长、物资计划处处长等职。但是，对理论研究工作我一直有着一种偏爱，在参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中，更是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长期战乱，新中国刚成立时，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生产极度萎缩，恶性通货膨胀，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尽快稳定社会，恢复经济，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策，果断采取了以下三项重要战略措施:一是统一全国财政，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二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控制重要物资的供应;三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控制货币流通。这三项措施的实行，使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延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市场物价趋于稳定，这就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在参加上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中，我常常在思考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这三大措施能使国民经济迅速趋于好转?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几十年都办不到的事，新中国短短三年就办到了?这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希望能够给以回答，从而激发起了自己对经济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应该说，这是我1953年离开行政工作，到四川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创立财政理论

   “国家分配论”

记者：您的研究内容横跨财政和金融两个领域，在财政理论上，您创立了著名的“国家分配论”，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仍在财政学界占主导地位。能否请您谈谈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

许老：说起来那已是50年代的事。当时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一切以苏联为样板，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依赖苏联，就是在经济理论上也是照搬苏联的理论。当时苏联著名财政学者阿·亚历山大洛夫、阿·毕尔曼等都认为财政学是研究“货币关系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国经济学界当时也认为财政的本质是“货币运动”，财政学研究的对象是“货币关系”。经过长达几年的研究，我认为，货币关系只是货币职能的表现形式，不能反映财政的本质，财政本身是一种分配关系，必须从再生产的分配关系入手研究财政的本质。而再生产的分配关系包括两类，一类是以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主体的分配，另一类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前者是经济属性的分配，后者是财政属性的分配。所以我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财政的本质是国家凭借其主权，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过程所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正是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属性的分配关系。这些观点在我1957年出版的《关于财政学对象问题》一书中做了系统的分析。上述“国家分配论”提出后，经过学术界较长时期的争论，逐渐得到理论界的认同，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

记者：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是我国财政金融学界近几年来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我所知，您早在80年代初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能否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许老：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是近十多年来困扰我国社会经济的两个重要问题。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我历来不赞成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众所周知，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过多导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的一种经济现象;所以，分析财政赤字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就要分析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和物价上涨的影响，而不能简单断言有财政赤字就必然出现通货膨胀。早在1982年我发表的《财政赤字与经济建设》一文中，就对当时理论界一些同志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在那篇文章中，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财政赤字不等于就是通货膨胀的观点。第一，有了财政赤字，不一定要增加货币发行。如果财政赤字是用过去的财政结余或发行短期国库券来平衡，则不会增加货币发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第二，有了财政赤字，即使是向银行透支弥补，增加了货币发行，但如果增加货币发行的幅度不大，只导致物价局部的轻微的上涨，这也不能说是通货膨胀。第三，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临界点。只要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远低于财政赤字的数量，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远低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的幅度，这种财政赤字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增加的货币发行量低于财政赤字，物价上涨幅度低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的幅度。我认为，这就是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临界点。

记者: 那么，前几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否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数量超过了临界点?

许老: 是的。我本人认为，前几年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之一正在于财政赤字的数量过大，超过了临界点。前几年，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过快，因而使财政收支出现了很大缺口。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除大量发行国债外，每年仍有几百亿元的赤字。这部分赤字只能通过向银行透支弥补。在银行信贷收支本身就难以平衡的情况下，财政向银行大量透支的结果，必然增加货币发行。从统计数据看，前几年增加的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了财政赤字的数量，即超过了我所说的临界点。由此我认为，我国前几年财政赤字过大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 请您进一步谈谈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工作中，防止再度出现通货膨胀应注意哪些问题?

许老: 要说防止再度出现通货膨胀，这自然应从控制货币供应量入手，因为通货膨胀的表现正在于货币供应过多，从而引起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但仅仅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在现实中采取切实的措施，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我国的货币供应主要是由银行信贷和财政收支两个渠道形成的，所以，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应从银行信贷和财政收支两个方面努力。

从银行信贷方面控制货币供应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过去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即效益型经营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企业过多地强调产值增长速度，不注意提高效益。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要求大量投入生产和建设资金，这给银行信贷形成很大压力，迫使银行信贷不断膨胀，这是前几年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要防止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必须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注意提高经济效益。

从财政收支方面控制货币供应关键在于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市场的调节功能还不能充分发挥，因而很大一部分经济职能和社会性事务还得继续由政府承担。政府要承担这些事务就需要相应的财政资金，这就使得我国的财政资金需要量仍然很大。而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财政收不抵支的缺口一直很大。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除大量发行国债外，还得向银行大量透支。这必然会加大银行信贷的压力，迫使银行增加货币供应。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我国要控制货币供应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除银行控制贷款规模外，在财政方面应通过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减少财政赤字。

  荣获“全国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

记者：您和您的学生早在80年代就系统研究了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的配合问题，并写成了《财政信贷与宏观经济调节》一书，这本书在学术界评价很高，并获得了多项奖励。借此机会，您能否对这本书再作一些介绍?

许老：那是我和我的学生张合金、朱明熙三人承担的国家教委下达的“七五”重点研究课题。在这一课题中，我们系统研究了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以及这两大政策在运用上的配合与协调。该书1989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影响，发表在《财政研究》、《财经科学》等刊物上的评论文章，对该书做了较高评价。该书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目标为主线，把财政调节的分析和信贷调节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改变了过去理论界一些同志就财政论财政，就信贷论信贷的分析方法。

记者: 几十年来，您在教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曾被国家教委及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四川省教委评为“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请您谈谈您指导的博士生的情况。

许老: 近些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生有十余人，这些学生都很刻苦，有很强的钻研精神，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我在教学指导中，除对他们严格要求外，比较注意启发他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培养他们的独立钻研精神，鼓励他们大胆思考，勇于创新。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已经毕业的十余位博士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许多已成为单位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