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1日，经由著名经济学家彭迪先教授领导下的四川财经学院筹建小组的辛勤努力，中国西部第一所培养高级财经管理人才的新型大学—四川财经学院诞生了。之后不久，彭迪先调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四川大学校长。
    彭迪先原名彭伟烈，1908年生于四川眉山县。彭迪先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高涨的时代。1921年，年仅十三岁的彭迪先为了开阔视野，寻求优良的学习环境，毅然离开家乡去成都求学。当时成都最好的中学是成都高等师范附中，彭迪先以同等学力考入这所学校。
    成都高师的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创始人之一的吴玉章。彭迪先所在附中第八班中就有不少先进的青年，杨尚昆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这里的学习与生活使他呼吸到政治上的新鲜空气，形成了他进步的思想倾向。在这所教育制度很严格的学校里，彭迪先刻苦踏实，务求真知，为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1926年彭迪先抱着“读书救国”的愿望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庆应大学预科学习。
    在这里他起早睡迟，苦战攻关。1932年2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经济系预科。然而他最终放弃了不经考试直升庆应大学的机会，因为庆大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在课外抽时间自学。彭迪先根据早已形成的思想倾向，选择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九州帝国大学。1932年春，经过极其紧张激烈的入学考试，他进入了这所著名大学的经济系本科。
    在这里，他满意地接触到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浓厚的学术空气。经济系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造诣较深者大有人在。学校自由讲学选修课很多，不拘年级，可自由选读。在这样的条件下，彭迪先尽量选读自己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以极大的努力提前一年读完在本科毕业所需要的全部学分，利用最后一年时间，全力以赴地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为他以后进一步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下了基础。
    1935年2月，彭迪先在九州帝大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而与日本同学土岐强一起留校任帝大经济系助教。中国留学生任九州帝大助教，他是第一个。帝大教授波多野鼎在他的《现代经济学论》中文版(彭迪先译)序言中写道：“中国留学生之任经济科助教者，实以彭君为嚆矢，由此足证其学识、品格如何为大学所器重也。”
    在任助教的同时，彭迪先又升入本校研究院做研究生。在这期间，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传播，他把波多野鼎教授所著《现代经济学论》一书译成中文出版。此外，彭迪先还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论文，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传播初期，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7年，彭迪先毕业于研究院时，在日本潜力致志，锲而不舍，已是八年了。他治学得力于脚踏实地，既有勇猛奋进的精神，又有循序渐进的恒心。他主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也不放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流派的深入研究。至此，他在学术上趋于成熟，中国经济学界增加了一位与资产阶级学派相抗衡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世界经济史纲》
启发人们思考未来

    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给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先后兴起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1939年彭迪先撰写出30万字的《世界经济史纲》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思考中国的未来。
    该书使读者能根据历史发展，了解现代世界经济形势，从而预见历史的明天。当时出版的经济史译著和著述多为一般概论，很少有包括分国别论述的著作，而且根本未涉及现阶段。本书不但专篇分析了各个社会经济形态，而且分篇详细探究了英、法、德、美、俄、日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以帮助读者认识到各帝国主义国家是怎样在一般规律引导上，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间种种历史事变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同时用专篇分析了现代世界经济。这样，就全面、翔实地把外国经济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备于一书。这是本书出版后深受当时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见解。如对那时学术界争论很激烈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问题。问题源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这样一句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一些学者对其中所提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发展形态中任何一种形态。特别是国内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学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特点来解释马克思这句话，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后进性、停滞性，原始公社的长期存续，奴隶劳动不像古代罗马那样典型，封建制不如西欧封建农奴制那样典型，因此，强调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于一般。此说一经提出，就被反共顽固派所利用，企图用它来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可以例外于社会发展规律，似乎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真理，不适合中国国情。
    20世纪30年代，经过一些时间的争论，可以看出有如下几种见解：第一种意见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奴隶社会的变形。这种说法在苏联和日本均有。第二种意见是主张它就是封建制或变相的封建制。这种见解曾在列宁格勒的东洋学者协会中占优势，以后成为一般的支配主张，流行于日本和中国。这些都是强调东亚和中国具有特殊的社会形态。而彭迪先却主张它就是原始共主义社会或氏族社会。他提出了如下论据：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49年马克思在《雇用劳动与资本》的第五章提出唯物史观的模式时又说:“古代的社会、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划分人类历史上发达的特定的发展阶段”。按这两处引文，前者显然没有意味着共产制的存在，后者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只有三个，即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在那时，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遗迹还没有发现，研究还没有展开。对此，恩格斯在这些发现和研究已有结果之后，1888年对《宣言》特别加上一条注释说:“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这是恩格斯对《宣言》为什么遗漏了原始共产制的说明。
    在《宣言》发表几年后的1853年，马克思在他的《英吉利在印度的支配》一文中指出:“把原始发生的公有制形态或认为是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或认为完全是俄国的形态，我们在罗马人、日尔曼人、克尔特人之间，也可能论证其存在。加之，关于这个形态——纵然一部分的遗迹也好——它那各种各样的模型的模范图，在今日的印度人之间还存在着。假使更细心研究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各种公有形态，可以明白从原始发生的各种公有形态，产生出这种制度分解出来的(或在分解过程中所显现的)种种形态。即例如：罗马及日尔曼私有财产制的种种不同的固有典型，是从印度公有制的种种形态派生的，这是可能知道的”。这说明了，在原始社会的研究尚未展开的阶段，马克思已经看到了“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各种公有形态”的显著存在，并可能论证“原始发生的公有制形态”的普遍存在。由此可见，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古代的生产方式”前面，加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把它作为代表原始共产制的假说。在原始社会的发现和研究尚未有完全的明确的结果以前，马克思这种见解是一种天才的预见。他之所以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因为原始共产社会的各种特征，在当时原始村社遗迹较多的亚细亚各国，相对说来，还保存得较多的缘故。
    但到了稍后一些时间，哈克斯豪森、毛勒的发现，特别是1877年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揭示，证实了原始社会不仅存在于亚细亚诸国，而且存在于欧美各地，因而那种生产方式已丧失了纯粹的亚细亚的特殊性。
    所以，1884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对古代奴隶社会以前的生产方式已不再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而称之为氏族制度了。那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氏族社会，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彭迪生并加以反证说，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作原始社会解，那就不能解答:为什么摩尔根等人的著作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一语加以修改呢?为什么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为何攻击民主主义者?》中，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中论及历史唯物论时，都一字不改地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那段文字呢?照马克思的文句，是明明白白按社会发展顺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更早更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那些用地域观点来作说明的理论，显然是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
    由此可见，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至今还在争论的问题，彭迪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提出了有学术价值的见解与论据。

教学中马克思主义
经济科学的红线

    1940年秋，武汉大学(抗战时期由武汉内迁四川乐山)聘请彭迪先担任经济系教授，先后主讲外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武汉大学经济系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老教授较多，所以，他开讲这两学科时，有些学生对这位三十岁左右的教授不免持某种保留态度。但在听课后，觉得能启发思维，系统性高，逻辑性强，能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理解水平，从而无不心悦诚服。然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彭迪先在武大以及此前在西北联大和此后在川大等校讲授各门经济学科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具有较强的马列主义思想性。教学中他注重学科的系统性，全面性，有重点、有目的地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使青年们听课后认识到，是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从而信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在武大五年时间(1940年秋—1945年秋)，他不但扩大了大学讲坛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阵地，而且启发并引导了若干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知名的货币学家

    1945年，现实的情况有两点令人关切，一是国民党伪法币疯狂膨胀；二是已经流行多年的货币数量学说，尤其是凯恩斯的货币学说风靡学术界。为此，他把书稿《新货币学讲话》交生活书店出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
    (1)批判了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货币数量学说。
    本书着重介绍并批判现代货币数量学说特别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
    作者通过对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变动情况详细分析后，指出货币数量论者颠倒了货币价值、商品价格和货币数量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错误地认为货币数量多少(结果)可以决定商品价格高低(原因)，对货币本质一无所知。
    作者特别指出，批判这些学说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来克服经济危机的奇方妙药，也是资本主义世界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它们的办法不外是加强准备、膨胀币券、贬低币值、调整金融机构、降低利息和统制金融等等。但在经济危机发生期间，基于货币数量学说的克服危机的种种企图，无一不惨遭失败。这就证明了货币数量学说的幻想性。
    (2)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政策的反动性，预言其必然会有崩溃的下场。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通货膨胀政策，从性质上讲，就是使财政破产，使整个经济走向绝境的下策。“本来，当一个国家由平时经济进入战时经济时，因为供应大量的军需，财政支出的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掌管国家财政的人，若能遵守财政上及经济上的原则，慎重处理，则战时支出膨胀并不一定会招致财政经济的破产;反之，如果主持财政大计的人，或因知识能力的不足，不能执行正确的财政政策，或因自私与责任心的缺乏，为维护少数人和特殊阶级的利益，而牺牲民族国家的利益，其结果，不仅战时财政本身会濒于破产，而且，必然导致整个经济走入绝境”。
    作者进一步指出国民党货币政策的反动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租税，而且是一种以民众为对象的征课。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于无代价地没收一般民众的资产。由于物价直线式地上升，他们的实际所得，相应地逐渐减少，减到难于维持最低的生活，挣扎于饥饿线上。尤其是贫雇农以及固定收入者，均陷于极悲惨的命运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形成所谓战时景气，特别是1939年左右，工商业的利润好像随物价上涨而日益丰厚，而事实上，战时的暴利，确曾使若干人发了国难财，可是，这些得到暴利的人，不外是投机操纵或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及豪门资本、官僚资本之类。而正当的工商业却只是在“野马”式的物价压迫下喘息着，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苟延残喘。由于这两方面的偏畸发展，致使社会上的财富分配愈趋不均，愈集中于少数特殊阶级手里，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众均在经济上日趋没落。这便是战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惨痛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行政事务忙碌，但仍挤出时间钻研写作。1955年他写出了20万字的《货币信用论大纲》由三联书店出版。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武藤守一把此书译为日文，1956年11月在日本三和书店出版。
    （1）本书深入细致地阐明了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原理，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信用的本质、职能和我国人民币问题。

    社会主义货币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作者指出由于我国商品生产还广泛存在，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货币还有必要存在，因此人民币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掌握的扩大商品流转、联系城乡经济的经济手段，它正在卓有成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
    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本书设有专篇，从理论和实际措施上探讨了当时苏联和新中国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在当时同类出版物中是没有的，在20世纪50年代外界对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知之甚少，而此类论述又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它在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对现代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及其危机，本书也做了清晰的剖析。
    作者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方法，阐述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详细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和国际间的货币信用实务及其性质。为读者剖析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问题提供了基础知识。
    通过对货币的分析，阐明了纸币的本质，纸币流通规律，批判了纸币本位制主张的谬误，揭示了通货膨胀的阶级实质在于它引起有利于剥削者和有害于劳动者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强化了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攻势，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加深和斗争的尖锐。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也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通过信用制度的分析，作者指出，信用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加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股份公司代替了私人企业，支配了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本，使资本家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绝对支配别人的财产；信用促进集中，意味着中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也意味着小商品生产者之被剥夺;信用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失业的增加；信用使生产易于过分扩张而形成生产过剩；信用使购买和售卖行为长时间内互相分离而成为投资的基础。这些，在一定条件下，促使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化。
    作者进一步指出，信用货币危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工业危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危机。银行破产促进了更多的工商业破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大批失业和贫困化;     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严重的破坏作用，但对资产阶级各阶层有不同的影响，通常是促进大资本集团对中小企业的掠夺。
    （3）为读者提供了批判资产阶级货币学说的理论武器。
    本书专设一章，扼要地批判资产阶级货币学说。其目的在于使读者不为这些学说所眩惑，能深入洞察它们“言辩而伪”的实质。他在批判了历史上种种没有触及货币本质的学说尤其是数量学说后，特别认为批判对现代资产阶级货币学说发展影响最大而为资本主义国家屡加试验的凯恩斯学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处于总危机阶段，凯恩斯应时而出，他所扮演的正是资本主义危机辩护人和垄断资产阶级策士的角色。
    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凯恩斯学说，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货》的内容，揭示了凯恩斯的谬误。
    总的看来，他这本书内容全面，分析也比较透彻，有助于读者了解资本主义货币信用问题，
    剖析资产阶级货币信用学说，掌握社会主义货币信用本质及其运转方法; 同时它在对外宣传新中国货币信用制度与方针政策上，起过有益作用。它是一本在20世纪50年代还不多见的著作。日本经济学家把它译为日文出版，并非偶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迪先除继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民盟主任委员外，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1979年担任四川省副省长。1983年组织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同意他辞去副省长，改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些年里，他的会议多、工作多，加之身体已不如以往，治学时间更加有限，但仍然坚持学习钻研，有时还写点文章。
    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活动和政治斗争交织着彭迪先的生活历程。在政治斗争中，他坚持进步和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从民主教授到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历程。在著述和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斗争。
    他的治学得力于勤奋和踏实，既有勇猛精神，又总是循序渐进，务求真知。
    1991年7月22日，彭老与世长辞，享年83岁。几十年来，他在大学讲坛上，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诱的方法，精辟的阐述，至今还为他的学生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