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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官城西的柿子巷，深邃，宁静，俨然是座落在西部大都会闹市区的一个村庄。在西南财经大学所属的小院里，83岁的老教授刘开扬就住在这里。老人横跨两个世纪，历经颠沛流离，阅尽人世沧桑，现在深居简出，在风烛之年，终能安安静静享受新世纪的太阳。
时序翻转到今天，西南财大也已走过了她半个世纪的历程。也许还有人约略知道当年学校有个讲授“大学语文”的教书匠刘开扬，更多的人们除了连这点也无从知晓外，更不晓得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学童最后成了研究唐诗尤其是杜诗的学术权威。
老人的存在，本身已向我们昭示着一条自然之道，那就是——人必得苦难，方能见到生命的精华!
一切都是因为贫穷和困顿。
1919年1月5日，刘开扬出生在成都北门兴禅寺街。本来，刘氏在当地是个大家庭，他的祖父还是个颇有名望的商人，酷爱文化，善与文人交往，其小楷尤为精工。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因为命运多舛，也使刘家家道中落。到刘开扬这一辈时，他们共12个姊妹，人口骤然增多，家庭负担立马显得很重。1940年，刘开扬，考上了四川省土地陈报处，根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原则，由公家购买土地尔后再分配给农民，在郫县望丛祠当了三个月土地计算员。没有办法，只要哪一天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哪天要饿肚子。此前，他还在成都蒋介石的行辕(现金河宾馆处)呆过几个月，那时国共合作，两党的人聚在一起对民众讲演，宣传抗战。刘开扬因有揭露政府阴谋的小说在“新中国日报”上发表,结果被课以“思想复杂”的罪名开除了。
当年6月，刘开扬考取了由教育厅在茶店子举办的四川民众教育馆(现文化馆)馆长职位，按规定，须赴重庆市青木关教育部设立的培训中心受训三个月。在山城的那些时日，日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在上空盘旋，天天都听得到警报声呜呜地响个不停，弄得老百姓们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只要一遇轰炸，大家赶紧往山洞里躲，就是今天重庆各地的防空洞还比比皆是。培训结束后，民众教育馆拟委派他赴绵阳上任，就在此时，刘开扬家母去世，自己刚过20岁，便开始经受丧乱之苦，他一下子便想起当年读到的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心情万分悲痛;
加之到绵阳去又天遥地远，他很希望能调换一下工作地点，9月，他被调往罗江县民众教育馆当馆长。
小公务员生涯并没有给刘开扬的内心带来更多的充实，在罗江一年多的日子，倒是因为认识了一些著名的文化人而成为他艺术生命中最为丰沛的重要时期。
由于抗战，山东省国立六中第四分校由山东迁往罗江。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在该校教初中的陈翔鹤、李广田，两人都是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学问和人品都深得人称颂，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文学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同的志趣和爱好让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畅谈诗文。
疾风知劲草。尽管形势复杂糟糕，但20出头的刘开扬正是热血青年，表现出异常葳蕤的势头。他和文明诗友们齐心协力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朔风》，以示不畏凛冽，乐于战斗。虽然因条件受制刊物只出了四期，但他们以此为阵地团结了一大帮进步人士，大戏剧家洪琛和他们交往密切，并为杂志写过稿子，连当时在成都的音乐家冼星海也贡献过作品。
另一方面，刘开扬以笔为武器，傲视苍穹，对一切腐朽的、黑暗的物事人口诛笔伐。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的铁蹄蹂躏很快使法兰西灭亡，他闻讯立即写下了诗篇《哀法国》;在《华西文艺》上，他发表了揭发国民党的“六腊”《战争颂》;
在新文艺创作方面，他尤显卓尔不群，举凡新诗、白话散文、白话短篇小说等，频频在《成都快报》、《新中国日报》、《华西日报》上露面。在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声浪中。刘开扬属于觉醒很快、很成熟，又找到了恰切的表现方式的人，所以李广田十分欣赏他的战斗檄文，并亲自为他的散文作序。
由于那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风声正紧，他和进步青年们的往来引起了敌人的高度怀疑和注意，不能再工作下去。1941年底，刘开扬被迫辞职。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世事和时局注定了刘开扬的漂泊生涯，那就是——往返巴蜀大地，在各个中学校来回奔波，当中学语文老师。“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刘开扬身如浮萍，颠沛流离，不知换了多少个地方，“宇宙之大，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一直盼到成都解放，总算见到了光明。
新中国的成立使人心振奋，此时刘开扬也刚好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候，他的每一根血管都像滔滔江水在奔涌。
恰在此时，刘开扬很意外地接到北京《学习》杂志社主编胡绳的邀请函，请他赴京担任杂志编辑。其实，刘开扬和胡绳两人空中飞鸿不断，神交已久。1942年，刘开扬还在内江碑木镇教书时，胡绳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任副刊编辑，刘开扬曾给该报投寄过作品，胡对刘所写的文章赞不绝口，他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君子之交，只是未曾蒙面而已。当时的《学习》杂志社麾下集聚了20多个北大、清华高才生出身的编辑，阵容十分强大，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杂志一直是我党思想政治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对引导人民提高思想觉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0年，刘开扬来到北京，在《学习》杂志社当通联部主任，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看稿子，一有机会，还要抽空查阅资料，潜心研究唐诗。后来组织上又调他到人民出版社去工作，不久，因他肺病复发，便根据周总理所作的保护知识分子的报告精神，请求调回成都。
求贤若渴的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刘洪康获悉了此事，1956年，刘开扬便正式调入四川财经学院，给大学生讲授现代汉语。1961年财院改为成都大学的时候成立了汉语教研室，刘开扬任教研室主任，干满一届后，他主动辞去主任职务，自愿而为一名纯粹的科任教师。
他十分渴望自己能有机会沉潜下来，读更多的书，写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文章。
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天晓得，刘开扬这个只读过初中的教师，后来会对杜甫研究发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很大成就。
其实，刘开扬虽算不上出身书香门第，但祖先们为了能让儿孙求得功名，特意置备了很多书籍，《文选》、《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出于好奇，这些书他都遍翻过。后来私塾老师教他时，也带来很多书，他照样囫囵读过。
他6岁时有一天，父亲第一次给他讲书，讲的是荟萃历史典故的《龙文鞭影》，只讲了一小段，父亲就没了耐性，把书丢在一边，说你自己看，我要吃茶去了。刘开扬见书里写了很多异闻趣事，他便由着阅读的性子把一本书很快马马虎虎就翻完了，由此也日渐培养起了他对读书的嗜好和自我摸索的读书习惯，这些对他后来自学成才大有裨益。
研究杜甫的事，可以直接推溯到1943年。
那还是他在永川英井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给学生们讲唐诗，谈到诗圣杜甫的时候，他额外地例举了20余首杜诗给学生做课堂分析。也许是他本人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的飘泊生涯与杜甫在离乱中八方落难的人生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对杜诗的领会感同身受，他在讲台上的一言一语都出神入化，深入骨髓，课堂上的学生也听得如痴如醉，叹为观止。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引发了他本人更加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下意识地研习唐诗，并把着力点主要放在杜诗上。他想，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要代代传播，如能研究出更多更丰富的成果，除了告慰长眠地下的诗圣英灵，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就像杜甫多年来身处饥寒一样，刘开扬也一直未能摆脱生活的困窘。1956年初还在北京的日子里，他购买了100元钱的公债，手头立时陷入紧张。为了弥补亏空，他本来写了篇谈秦末农民战争的文章以供发表后用稿费充足，结果这篇稿子在转手中间弄丢了，当时这篇稿子未能发表，后来(195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了单行本《秦未农民战争史略》。他又赶紧写了篇论岑参边塞诗的稿子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文章很快发表了，并给他寄来84元稿费。《文学遗产》本是个品位很高的刊物，刘与他们并未有过交往，杂志只认他的文稿质量。有一次，编辑约他去改稿，说他的文章太长了，杂志排不下，需要删一些。他应约前往，才发现邀他的编辑竟然是主编陈翔鹤，陈主编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文笔，还特意叮嘱夫人要招待他共进午餐。
在北京的后期和回到四川财经学院的这一时期，刘开扬利用闲暇断断续续写了大量的唐诗评论文章，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唐诗论文集》;
次年，为纪念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诞辰1
250周年，杜甫被推为世界四大名人，《文学遗产》便专门约请刘开扬写点纪念文章，他便完成了《谈王嗣的〈杜臆〉》一文，紧跟着，大量研究杜甫的文章也相继问世。适逢《杜臆》一书出版铅印本，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邀他作序，同时约请他继续创作有关杜甫的研究文章。在受到如此礼遇的优越条件下，他潜心写作，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的《杜甫》，该书印了30万册，还多次重印。“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恩来总理说，古籍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学遗产要竭力保护，出版社便再次选中了他这部《杜甫》再次出版。该书曾在我国台湾由台北市国文天地社出版。读书的日文译本，由东京株式会社发行。
1980年，成都市委书记肖菊人还专程找到刘开扬，让他参加杜甫研究学会，虽已过花甲之年，他还是为刊物撰写了若干篇论文。
韩愈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刘开扬无意之间涉及杜诗研究这一领域，原因也并不是偶然的。除了杜甫本身的伟大和对后世巨大的影响而外，究其实，也是刘开扬作为旧中国一个落魄文人与诗圣有高度的命运共鸣使然，也是他的才华和灵气使然，也是他作为新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义使然!在物欲横流、价值观多元而错位的今天，难道不值得让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文革”开始，刘开扬蒙冤，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他那些所有珍贵的文稿、资料、书籍全都被抄走，化为灰烬，连他因看到医生的书法漂亮而珍藏的一张处方笺也未能幸免于难。不用说，“十年浩劫”期间，他的学术研究也因此成为一片空白。
雄鸡一唱天下白。粉碎“四人帮”后，知识分子的政策逐渐得到落实。1979年，刘开扬年届60岁的第一个喜讯就是:
他和刘诗白、王叔云等一起，被评为西南财经大学第一批教授。说起先生评教授这事儿，还有一段佳话。当时四川财经学院没有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权威，他那一摞厚实的评审材料被报送到川大，但川大的人只愿意看他的文章内容，不答应写评审意见，实则是不想为此担负文责。学校一时找不到该把先生的东西交给谁看，先生无可奈何地说，那交给郭沫若好了，他会看的，因为刘开扬当年曾为郭沫若的《蔡文姬》提过有用的意见，郭沫若为此还专门致信给他，说先生远见卓识，学问渊博，沫若自愧弗如，先生还曾给郭沫若在重庆办的《中原》杂志投过稿，惜乎文章太长，加之刊物也被国民党查封，未得发表，但上哪里去找郭沫若呢?后来，刘诗白先生闻讯此事，便主动带着刘开扬的评审材料去北京大学，北大中文系林庚教授听说后自告奋勇要担纲为他评职称，这事儿才终于有了下落。每当想起这些，刘开扬便会深有感触地说，刘诗白、林庚都是古道热肠的人，他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令人敬佩。虽然他长期患有肺病，气管炎也严重，经常咳得厉害，直到实在没法坚持登台上课才作罢，他还从事着著书立说等其他工作。1981年，刘开扬先后出版了《高适诗集编年笺注》(25万字，北京中华书局)、《岑参诗集编年笺注》(100万字，巴蜀书社)、《唐诗通论》(30万字，巴蜀书社)、《唐诗的风采》(50万字，上海书店)，奠定了他研究唐诗较坚实的基础，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前两种书被省社科联和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二等奖，第三种被四川省新华书店列为畅销书，第四种曾列为全国高校中文系参考用书，美国哈佛大学斯蒂芬所著的《初唐文学》还将此评为“最有用的书”。闲余，先生还曾注释毛主席圈选的《诗词若干首》，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36万册。1989年，70岁的刘开扬教授正式退休。今天，先生手头尚有50余万字的《柿叶楼文集》已编定，待出版。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历经八十余载的风霜，老人的腰板还是那么硬朗，那是他灵魂和人格力量的外化。多年来，他已经很习惯以这种沉默的方式向时间证明着自己。难怪我国大书法家刘东父曾深有感触地为先生撰写了一幅字：“水波浩渺提天地，楼阁阴森望楚吴”。
这是个春回大地的下午，阳光温煦地照着。柿子巷两边的高墙把人声和市声隔得很远很远。在老人那间坐南朝北的会客室里，我和老人一起，追忆着他那逝水年华……
“……鲁迅先生称自己写的东西为‘不三不四集’，我活了83岁，有幸在人间走了一遭，只写过一些不一不二的东西，如此而已。
我唯一的优点是：无论教书，还是写作，我都不懒；觉得自己只要偷懒，就会对不住学生，对不住读者。
说到写作的目的，读书人嘛，都这样，一是卖文为生活计，二是聊以自慰，精神寄托。……从未想过成名成家的事……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前想写东西，既缺时间又缺精力，还缺乏发表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倒有条件了，人又老了，没有精力了。
……人生都会经历波折，有大有小，不足为怪，刘少奇主席还挨整呢，小人物受点挫折有啥稀罕?……”
他的话令人再次联想起诗圣杜甫。
而杜甫说: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吴忠观
我国人口经济学的拓荒者
随着财大五十周年校庆脚步的临近，
吴忠观教授在光华园也度过了五十个风风雨雨的春秋。吴老不仅是财大五十年历史的见证人，也为财大五十年的发展与壮大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与汗水。可以这样讲，没有吴老的辛勤耕耘，财大人口学科的发展，决不会取得如此的成就与辉煌。
立“经国济世”之志
1930年10月，吴忠观出生在四川绵阳。幼年的他亲身经历日本的侵略战争造成的苦难，面对着国家的贫穷落后、人民的多灾多难，吴忠观深深地感到: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繁盛，只有雄厚的经济作后盾，才能变成现实。中学时代，吴忠观就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猎取经济知识。
中学毕业后，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吴忠观大学考入了成华大学经济系（财大的前身）。在这里，他寻找到了寐以求的科学殿堂，如痴如狂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在这里，他接触了陈豹隐、彭迪先等老一辈经济大师，熏陶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精神。在这里，他的志向与梦想变得愈来愈近。1952年，吴忠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旋即转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政治经济学分班学习。学习期间，不仅使自己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深造，而且还接触到苏联的经济思想及理论,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尤其教育事业更是如此。为了给中国输送更多的经济知识人才，两年毕业后，吴忠观毅然选择了回财大任教，从此走上了一条教学与科研的道路，为此奉献一生的精力，与财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济学"初露锋芒
留校任教不到两年，吴忠观便展示出其学术研究的非凡才华。1955年，吴忠观在当时国内著名的顶级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第6期，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政治经济学中伟大的革命》的长篇论文。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和对立,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否定，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他也指出否定并不是简单地加以抛弃，否定包含着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的科学成果才创立起来的。
据称，当时《新建设》的权威性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是郭沫若、范文澜等大家的言论天地。那时，吴忠观年仅25岁，其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严谨的思维，周密的逻辑，都使他的论文闪烁着经济学的天赋与才华。后来，他又把这篇论文加以补充、扩展，写成一本约有五万字的小册子，仍用原论文的题目为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本书。从此，吴忠观一发而不可收，迎来了创作的第一次大收获。
后来，应学校教学的需要，吴忠观转向经济学说史教学与研究。1965上他写作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观点批判》一书，这是以他讲授经济学说史的讲稿为基础，加以丰富、充实写成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本书一直搁到1975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67年开始，吴忠观又开始了一个创作丰收时期。他写作了关于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的许多论文。如《关于物质利益的几个问题》、《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变革》、《略论资产阶级数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等。在《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财经科学》以及一些高等学校的学报上发表。他还与别人合作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他还主编了《经济学说史》这部教材，全书上起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学说，下迄本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对几千年来经济学说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述，这是他从事经济学说史二十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总结，1987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许多高等学校采用作为教材，多次重印，发行面很广。由于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1989年荣获四川省优秀出版物奖，被认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省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中少数优秀学术著作之一。同时，他还应邀参加撰写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宋涛主编的《资本论辞典》中有关经济学说史的部分条目，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迈向“人口学”之路
1979年，吴忠观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人口学。对于这一举动，周围的人感到不解。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上都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只要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完全可以成为一代大师。况且，人口学研究已在文革中中断了十几年。但科学的路是无止境的，况且当时社会客观条件的要求,都促使他走向人口研究之路。“只要认准了这条路，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走下去。”
其实，吴忠观对人口学早就产生了兴趣。50年代，他就写过论文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不过当时是作为研究经济学的附带产物，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现在他把研究的方向转为人口学，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了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他先后深入到四川省江津、大邑、什邡等农村，亲自访问了许多农民家庭，观察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婚姻、家庭和生育状况，并与他们进行了诚恳的交流。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他写作并发表了许多关于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针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他认为在我国加强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于是发表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必须研究的课题》、《论人口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等论文，并与北京大学教授张纯元、南开大学教授李竞能一起，发起编写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人口经济学》。经过组织我国八所著名高校十几位参加编写的教师两年多的努力，该书于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纯元任主编，李竞能、吴忠观任副主编。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人口经济学》，该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方法，形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经济学著作，填补了我国人口科学的一项空白，成为当时我国人口科学研究重要的成果之一，并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材奖。
同时，吴忠观为了使人口经济学的知识得到普及，他还独立撰写了《人口经济学概说》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为人口经济学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发表了大量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的基础上，参加编写了一些在人口学界很有影响的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其中最重要的有:
《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担任副主编，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人口手册》(担任主编，1988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人口理论》(担任主编，1991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担任副主编，1988年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知识是无国界的，人口学研究更不能搞闭关自守。为更好地介绍外国的先进成果，进行有益的学术交流，他应邀出席了1980年的国际人口学家北京圆桌会议、1987年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国际学术会议、1987年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人口问题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上、2001年二十一世纪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他还于1995年和1998年应邀赴新加坡、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并访问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些著名大学。对于促进中外学者之间、大陆学者和香港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做出了贡献。
吴忠观作为人口学家，是我国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不仅对介绍国外人口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为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振兴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他在人口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思想和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对人口经济学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率先较为全面地论证了在我国建立人口经济学的重要性，最早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并设计了人口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和结构。他认为，人口经济学是一门以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人口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它一方面要研究社会经济过程对人口过程的制约性;
另一方面又要考察社会人口因素对经济过程的影响。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阐明社会经济过程和人口过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规律，即人口经济规律。他还把人口经济学分为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前者是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研究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研究人口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等等经济结构的关系，研究人口总量与经济总量、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后者是从个体上研究人口变动与经济变动的关系。人口经济学只有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阐明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原理，特别是为重新评价“两种生产”原理，恢复“两种生产”原理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大量工作。他认为“两种生产”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并首先提出和论证了“两种生产”原理的三次论战。他认为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卡列也夫攻击’两种生产”原理，受到列宁等人的反驳，这是第一次论战。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苏联部分理论工作者否定“两种生产”原理，后来受到我国和苏联一些学者的批评，这是第二次论战。第三次论战发生在我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其涉及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论战把对“两种生产”的原理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两种生产”原理得到很大的发展和普及。
第三，在我国首先提出并论证了建立和发展质量人口学的必要性。他根据我国人口素质需要提高的客观实际，借鉴国外一些人口学家的主张，认为人口学必须区分为数量人口学和质量人口学。他认为，质量人口学应研究：一、人口质量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人口质量的概念、基本要素、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体系、人口质量的发展阶段和类型、人口质量和数量的关系、等等;
二、人口质量和社会、自然的关系。其中包括人口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质量和文化、教育的关系、人口质量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关系、人口质量和婚姻、家庭的关系、人口质量和遗传、优生的关系、人口质量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等等;
三、人口质量发展史和人口质量思想史。
第四，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分三个阶段和步骤的设想。他认为第一步到二十世纪末的人口发展目标仅仅是短期发展战略;
第二步实现人口零增长，是中期发展战略;第三步实现最优人口，包括最优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等，是远期发展战略，并主张这三个阶段和步骤应该互相衔接。为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舆论上做好实现今后中、长期战略的准备。
“桃李芬芳”的一生
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使吴忠观教授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在教书育人、辛勤耕耘的花坛里，也开满鲜花。他辅导过多届本科生，也指导过一些人口学、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如今，尽管已是72岁的高龄，仍然在指导着博士研究生。自1990年以来,他带过17名博士生，其中大都已成为博导、教授，且有一部分学生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担任要职。而他本人，也于1985年晋升教授，1990年增补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9年获首届四川人口奖。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面对着众多的名誉与称号，吴忠观教授仍默默无闻，一如既往地进行着科研和教学。
如今，岁月的刀痕已深深地刻在吴老的脸上，但他那拳拳报国之心仍在强劲而有力地搏动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吴老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为自己的人生之志，仍不断地追求、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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