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康 大师风范勉来者

    受到历届光华学子敬仰的原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 西南财经大学顾问刘洪康教授离开我们已经13个年头了，但是他的学者风范，领导风格，思想风貌和拳拳赤子之心，却依然历历在目。在隆重纪念西南财经大学50周年华诞的时候，在满目华光异彩竞放光华园的欢庆时刻，我们不会忘记为西南财经大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的老领导、老教授刘洪康同志。

突破禁区
一文激起千层浪

    那是1979年11月7日，当时还在川北一个小县工作的我，收到一封来自母校的信，是王永锡老师写给我的，告诉我省上成立人口理论研究室，放在我校政治经济学系，希望我争取尽快回去。读完信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辞退了其它地方的商调函，急急地回到母校，王永锡书记把我交给了当时正在筹建人口理论研究室的刘洪康副院长。通过刘老的认可，我于1980年初正式调回母校人口理论研究室工作。就在办理有关事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正发生着一场大的变革。推动当时人口研究领域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众多学者中，有一位学术专家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我校人口研究所和原法学系的缔造者、时任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的刘洪康教授。
    1979年12月7—13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在会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年近古稀、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刘洪康教授登上了大会主席台，以其平日交谈少有的洪亮的声音，就他提交的论文《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作了大会发言。刘老全新学术见解的发言，对当时还沉浸在人口规律讨论中的人口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会场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国家首届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和来自全国的人口学界代表对刘老的论文和大会发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论文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哲学社会科学版《人口问题论丛》专集上。
    刘老的这篇论文，开人口领域“两种生产理论”研究之先河，拉开了自1894年以来历史上关于“两种生产原理”的第三次大论战的序幕。这篇论文在三个重大问题上为人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首创性的贡献。其一，突破禁区，对沉默了多年的关于恩格斯在《起源》一书序言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直存在国际争议的重大问题，重新提出并在新的理论层面上进行了论证。现在关于“两种生产”原理已经成为了常识，但是在1979年以前却是理论禁区。为了突破这一禁区，刘洪康教授反反复复思索了几年的时间。据原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甘本佑教授回忆：“刘老治学十分严谨，他撰写两种生产那篇论文，同我们反反复复研究讨论：‘应该怎样对待人的生产？不能把人的生产讲过头了，讲过头了不行’，与我们反复讨论好多次，非常慎重”。由于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般人是不敢轻易涉足的。要将两种生产原理纳入人口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首先必须对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予以确认，而这一问题此前已经在国际上展开过两次大规模的论战，并且是以否定派占上风告一段落。要突破这一历史禁区，谈何容易!刘老当时慎之又慎，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是他出于对事业的执着，对科学的真诚，对真理的追求，勇敢地迈出了这在当时是极具风险的一步。刘老的宏论一出，首先是人口学界波涛涌动，随即迅速波及到哲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以及当时的苏联、日本等国的学术界。刘老的这一理论贡献，已经为历史所印证。其二，敢为人先，把两种生产原理引入人口研究领域，将“两种生产”直接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刘老的贡献是他把恩格斯表述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直接引入了人口理论的构架之中，把它作为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来认识和理解，并对两种生产原理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从而为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学研究和人口问题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最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社会的发展，既然有赖于两种生产的协调发展，这就为当时我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找到了最有力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首创，不但为当时国家领导和人口学界所肯定，而且也为中国人口控制的实践所证实。其三，论文提出的“两种生产一齐抓”的主张，成为举国上下、家喻户晓的行动口号，成为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原理，以十分浅显的表达方式传递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于推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正是刘老的这篇论文，引发了后来持续了五、六年的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全国性的大讨论，迎来了我国现代人口科学研究的春天。在大讨论期间，刘老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人口理论文章。由于刘老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人口学界声望卓著的专家之一，被聘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顾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被推举为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四川人口学会会长、四川省专家顾问团顾问等。

博闻强记
理论功底深厚

    刘老在上述哲学、人口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贡献绝非偶然，这直接源于他的博闻强记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刘老从早年留学日本开始，就一直关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经济学、哲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刘老之所以能成就我国人口学界的宏篇大著，与其所具深厚理论功底密不可分。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人口学的研究需要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知识的积累以及深厚的跨学科的理论功底的不断夯实。刘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并将自己的广博学识运用到人口研究中。
    人口研究，在常人眼里，也许显得单调乏味，可是刘老却有如甘似蜜的浓厚兴趣，而且较早地透视到中国乃至世界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现实性。他为此常常废寝忘食，研读到深夜。哲学给了他辩证的思维、缜密的逻辑、清晰的推理;经济学给了他唯实的态度、融通的观点以及对“生产”的深刻理解;     而社会学则使他在不懈的分析中整合出人口的多种规定和关系的知识，涓涓细流汇集成海。“人口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总体。它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密度等都是在变化的，而所有这些发展变化都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刘老的见解深刻而明晰。
    刘老具有非凡的记忆和复式思维能力。他对过目的每一届新生一见面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对任何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刘老总能记得那么清晰，因此同学们曾送给他一个绰号—“照相机”。1965年4、5月份，我将校学生会展出后的一套图片资料还到图书馆去，突然听到刘副校长叫我的名字说:“陈明立，你的病怎样了？”我当时一惊，“我……”　“你不是咯血吗？”　“啊……是。”我当时感动极了。我1964年进校后从未和刘老打过交道，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在生病？对此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刘老可以同时进行两个截然不同话题的思维活动。一边与你谈话，一边却在脑子里思索着其它问题，而且毫无逻辑混乱。刘老更以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为其治学特征。广览中外之书，博采众家之长，求索深思，开放思维，关注学术进程，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因而他的观点、他的谈话、他的讲课内容常常使学生回味无穷、经久不忘，深受启迪。这种治学特质也表现在他对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上。他不仅精于日语、英语、世界语，而且对俄语、法语、德语也有相当程度的掌握。这些又为他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走出国门看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再论两种生产》论文中将恩格斯《起源》一书的多种文本进行原文对照分析，便是典型的例证。作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四川省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他这位“语言谜”久负盛名。他曾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翻译成世界语，可惜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在教学中，他还注意“多语教学”。他要求老师和人口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在熟练掌握运用第一外语的条件下学习、掌握第二外语，并亲自为他们讲授日语、世界语。
    “为善最乐，读书最佳”，刘老在执教治学中升华知识，塑造人格，博闻强志，厚积薄发，通过拓展新的科学领域和理论创新，展现着一代宗师的风采。

一生唯谨慎
大事不糊涂

    少言语以当贵，多著述以当富;载清名以当车，咀英华以当内。刘老一生立场坚定，为人处事格外谨慎。他的一生总是怕因为自己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刘老作为进步学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因牵涉某历史事件一度受到误解甚至内控，但刘老没有一点怨言，对党的事业始终忠心耿耿。在“十年浩劫”中，更是饱尝被“抄家”、关“牛棚”、遭批斗等非人的待遇和迫害，但他始终没有颓废、消沉，顽强地走了过来。有教师和学生问他: “您当时为什么能够挺过来？”他微笑而平静地说:“主要是坚信党、相信群众和乐观向上”。在岁月的磨砺中，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寻找自己的“行走方式”。
    刘老以这种既乐观又谨慎、既大胆又心细的处世风格，构筑起他的行为方式。不但在大胆提出《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宏论之前，反反复复地思考，反反复复地修改，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就是一篇普通的讲稿、一篇发言稿，也总是反反复复地斟酌。据原科研处林展平同志介绍，他曾建议刘老将一些文稿尽快发表，可是他总是迟迟不决，不轻易拿出去，“就是《人口手册》的出版，也是我不断的督促，才得以及时面世”。雷瑶芝教务长给我们介绍说:“刘洪康老院长备课、写文章总是反复修改，如果第二天有讨论、发言等事情，常常准备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刘老在做学问、对待工作方面态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刘老做学问如此，做人亦如此。
    刘老在言行上十分谨慎，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又总是旗帜鲜明。对自己要求如此，对学生要求也如此。
    作为领导、学术带头人和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其一言一语均与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形象、教师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态度息息相关，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刘老一般不轻易发表意见，从不草率表态，一旦发表，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无可置疑是与其经历有关，但他的谨慎并非明哲保身，而是将自身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利益的关心放在了首位，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文一字都认真对待，看成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息息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做到大事不糊涂，展现出刘老襟怀坦白、磊落大度的品格。

寄意深远
甘为人梯育人才

    1978年复校给我们这个老财经院校带来了春天，刘老更是兴奋无比。一边最大限度地奉献自己才干的同时，一边将目光投向了学校、学科未来的发展及其人才培养上。
    刘老较早地注意到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满腔热情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活动，并对学科发展进行了大胆的构想和规划。1980年初，刘老就对我校人口学研究的发展构想作了一番描绘：“我们现在是人口理论研究室，今后要发展成为人口研究所，建立人口学系，有可能将来要建立人口学院，国家应建立人口委员会”。在他逝世时，他的设想基本上得到实现。1979年6月，在四川省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刘洪康教授主持创建了四川省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四川省人口理论研究室，后改称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理论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人口研究所;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招收了第一届人口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又获准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全国最早的5个人口学博士点之一，刘洪康教授成为当时我国人口学界仅有少数几位博士导师之一，1987年招收了第一届人口学博士研究生。同年，由刘老亲自组建、命名、经国家教委批准我校建立法学系、设人口学专业，并招收了第一届人口学专业本科生。在刘老的培育下，人口科研和教育事业一步一步地朝着他当初设想的预定目标前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老十分注重文科学生理论与实际、书本与实践的结合，他每年都要组织和亲自带领老师和学生到一些市、县农村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为科研和教学取得了详实的数据资料和感性认识。对于留校和分配到人口研究所来的毕业生，规定他们必须首先要在资料室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才能作为正式的研究人员。这个“预备期”于后来的研究工作的确大有裨益。为了人口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培育新人：要求教学科研人员必须注重外语的学习，要求掌握两门或多门外语；选送年青教师出国留学深造;让出自己外出开会、学习、出任某些职位和大型专著编委等等有利条件和机会，给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教师去参加或担任，逐步提高他们的水平和学术知名度;注意人才梯队层次的建设，使研究所从30岁到60岁，每个年龄层，都有一定的人员，使得教师年龄结构呈梯形分布，研究方向全面，人员配搭合理，使我校人口研究所成为全国人口学研究和教育培训的重要基地之一;凡有相关学术讨论会，他更是要求每人都必须撰写论文，尽可能参加。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刘老就是这样甘当人梯，不动声色地“埋没”着自己，让学术新人去实现和成就一番辉煌事业。
    刘老一生珍惜人才、发掘人才，培养人才，这是人所共知的。有一典型往事，成为政治经济学专业64级同学中流传的一段佳话。1964年7月，一位各科成绩十分突出，但却被高中班主任一句“走白专道路”的评语而被层层刷下的应届高考生，眼看就要面临落榜的境遇，幸被慧眼识英才的刘老发现，冒着“阶级斗争”的风险，三次往返高教局招生办公室，硬是收下了这位同学。而在“文革”中刘老受迫害之时，这位同学往返刘老被关的“牛棚”，不畏同流合污的罪名，向刘老请教日语。后来，这位同学成长为掌握俄、英、日、拉丁等多门语言的中日中医文献交流的高级学术人才，他就是乐山市人民医院的著名中医师—余国俊教授。刘老辞世时，余国俊闻耗无语泪先流：“恩师啊，学生还未报答您的恩典，您走得何匆匆!……”

老骥伏枥锲而不舍

    法国作家保罗·克洛代尔有句诗：“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那就是达到完全回返的境地。”刘老的境界就是他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不断吸收新的知识，探索新的科学领域。
    1981年，他组织我们编写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中国第一部《人口手册》，发行26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报道，成为当时广大人口研究工作者，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干部，以及报考人口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该书也因此荣获四川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2年，刘老又担任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人口专著《中国人口》丛书的编委和《四川省人口分册》的主编，亲自从全川高校、党校和人口科研机构选聘了一批骨干力量参与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为了解中国和四川省情、控制人口增长、振兴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依据。自1979年以来，由于刘老威望，50多个外国政府机构、大学、国际性人口机构和团体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曾同我校人口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并馈赠了大量资料及一些相关设备。我校人口研究所也派出多名教师先后到美国布朗大学、依里诺斯大学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去学习、深造和进修。1987年已查出刘老身患疾病，但他仍然一直带病坚持参与人口所的日常工作，坚持研究生、博士生的教育指导工作。1989年已重病在床，还坚持为编写《人口理论》一书呕心沥血，在病床上以清晰的思路但已衰弱的声音进行口述，由他的博士研究生阎海琴记录整理写下了该专著最具分量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并对全书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该书以全新的内容体系和构架出现在当时的人口学界，为人口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老思想解放，关注世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各科人口理论流派，他都能深究其内容，了如指掌。早在80年代初，王安苹果计算机来成都展览，当时人们大都还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刘老却以极大的兴趣和高瞻远瞩的科学头脑，带领人口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和部分学生去参观学习。面对当时还体积庞大而笨重的计算机，刘老已经认识到了计算机这一技术出现的划时代意义，并指出计算机必然会得到快速发展和普遍运用。
    刘老的深邃的思想，源于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研究精神，源于他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嗅觉，“世界虽大，我心有之。”正是这样，病榻上的刘老也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本，他坚持精益求精、至善至美，不断追求和进取，因此才有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二论、再论，使学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1987年6月，《人口杂志》编辑侯文芳同志送来了一份稿件请刘老审阅，当时刘老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下降，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工作态度，躺在床上对稿件作了详细的审阅，在整整两页稿纸上写满了具体意见，这些意见观点明确，分析详尽，指出了不妥之处，提出了修改主张，编辑部的同志都莫不为刘老的治学严谨，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所感动。
    德随量进，量由识长。大处着眼，施不求报的刘老正是凭借着毫不松懈地学习和研究完成着人生路上的一次又一次跨越。他耿耿忠心于自己的事业；他默默奉献于自己的事业；他谆谆教诲着学生；他循循善诱着自己的学生。高山仰止，汇流百川。刘老不愧为一代教育家和学术大师、光华学子的楷模！

耿耿忠心
无私奉献终不悔

    刘老一生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将他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刘老年轻时就已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并长期在汉口、上海、西安和日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40年代在成都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为我国解放事业作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刘老还对革命同志给予了春天般的关怀。1938年，著名烈士史迁的家属邵宝箴及其子女流落在成都，在白色的恐怖中，刘老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母女二人，并尽其所能给予了其生活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直到形势有所好转，邵宝箴母女俩离开成都。邵宝箴在后来的回忆中，还特别提到了刘老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所给与她们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后，刘老积极拥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一生忠诚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从十九中训导长到成都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四川财经学院教务长、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顾问，几十年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早已是重要部门的领导、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领导(如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甘本佑、著名经济学家赵国良等等)。
    刘老在积极从事教育工作和研究的同时，满腔热血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活动。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刘老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作为一名领导，刘老十分注意教学科研人员政治思想素质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功的培养和锻炼。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并利用各种机会，教导科研人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他特别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一般的“学术派别”来看待。刘老常告诫我们在人口学这门涉及面非常广阔、西方学术观点林立的学科领域中，必须特别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各种人口现象、人口理论和人口学说；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学者科学研究成果的关系，既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又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刘老一生对自己十分勤俭，但为公办事时却十分慷慨，从未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刘老最初在微薄的工资中，每月一直坚持交党费100元，后组织上考虑到刘老家庭的生活，多次做工作，刘老才改为每月交50元。刘老原来在十九中有一占地六百多平方米，拥有五个单间的私人房产。解放前，刘老一直以该校训育主任的职务为掩护，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他这栋私人住宅，也就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场所。1964年，刘老在搬离这栋住宅时，便把房契交给学校，表示了捐赠的意愿。1987年春节前夕，刘老夫妇和十九中学校领导一起，在成都市房管部门、公证部门办妥了捐赠手续。有人问刘老：“你的房产要值好几万，为啥白送学校？”刘老回答说:“我们搞了一辈子教育，知道只有尊师重教，才能国富民强。”在此之前，刘老还把德阳的一处房产捐赠给了家乡孝泉乡的学校。
    在刘老光辉的一生中，作为党员，他敢为人先; 作为学者，他治学严谨; 作为教授，他为人师表;     作为前辈，他甘为人梯; 作为领导，他以身作则。总之，刘老师是一位值得尊敬、爱戴的老同志。他的事迹也许说不上惊天动地，但他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管风吹雨打，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和朴实无华的为人风貌却是难能可贵，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