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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荣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间的经济协作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急需熟悉国际经贸规则的人才，而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财经大学的西南财大，为国家培养涉外经济人才就更显得责无旁贷。尤其是中国金融与国际金融的接轨，绝不仅仅只是研究中国金融如何按国际金融惯例行事的问题，而且更要研究中国金融如何丰富和发展国际金融的问题。
作为学校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几十年间，何泽荣教授一直执著地从事着培育我校涉外经济专业的工作。在他的亲身带动和努力下，我校涉外经济专业实现了从零的起步到今天的健全发展。
时光如白驹过隙，光华园五十周年华诞，令何泽荣教授感慨万千。校庆前夕，我们专访了何教授，听到了他的肺腑之言——
我在四川财经学院成立五周年之际(1957年)进入财政系财政与信贷专业读书。1960年3月因成绩优良和好的家庭出身被留校任教。弹指一挥间，我的母校迎来了50周年华诞，而我也在她的怀抱里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工作生活了45年。
我在母校工作的45年也是我校涉外经济专业从无到有，从学科门类少到比较齐全的45年。而这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交往主要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我们在初中(刚解放不久)学了3年英语之后，英语的学习就中断了，转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语言—俄语。这一学就是7年。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又成了我们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里，我们从进入四川财经学院读书起除了学习苏联的教材，了解苏联的情况外，其他涉外经济课程就完全没有了，因此，我们对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对当时业已存在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三大经济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协定，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开办涉外经济专业了。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洋奴哲学的大字报、文章铺天盖地，解放前留学国外，解放后以一片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的教授更是被扫地出门，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时谁还敢提及开设涉外课程和专业?中国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停办了十多年的四川财经学院露出了复校的曙光。当时的学校领导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的新世纪即将到来。于是在当时的副院长刘洪康教授的倡导下，在当时的教务长雷瑶芝教授的主持下，青年教师的英语学习班正式开学。学校聘请了教学经验丰富、要求极为严格的谭明智教授主讲。这样，我中断了近三十年的英语学习又得以继续。这为我在复校后能顺利地转到国际金融教学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我能有今天在国际金融教学与科研的成绩，应该首先归功于他们:仍然健在的雷瑶芝教授，已经仙逝的刘洪康教授和谭明智教授。
1979年金融专业从财政系独立出来成立了金融系。我在担任金融系副系主任的同时首次开设了我校第一门涉外经济课程—《国际金融概论》，并编写了油印讲义。几十年的国际金融教学与科研工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搞好这一工作，必须有两个扎实的基础，一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一是西方经济理论。谈到这两个基础，我由衷地感谢刘洪康教授和程英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叛逃之后，毛泽东主席召开各级领导干部读四本书(《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教师仍在“五七”干校劳动。因此，这一培养任务落在了我们学校。在刘洪康教授的主持下，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这四本书。四本书的讲课和辅导教材的编写使我完整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经济学三大革命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更深的理解。程英琦教授曾留学英国，听过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讲课。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我校复校后，他已步入晚年，且身体极差。但他仍为金融系的硕士生讲授西方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他讲课时我每课必到。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货币金融理论。我的第一篇译文经他逐字逐句校订后发表。当我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时，他婉言拒绝了。在程老的精心组织下，以他为主编，我为副主编的《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政策》得以成稿。为了写好这本书，1984年当我在意大利时他给我来信要我在米兰图书馆寻找一本1939年英国出版的关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发展的小册子。然而，等我1985年3月从意大利回国时，他已与世长辞了。他没能看到他呕心沥血的这本专著的出版，1987年该书出版时我写了“前言”。在“前言”的最后我写到：“我为没能赶上程老的追悼会而深感遗憾。现在，我谨以这束小花—《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完成稿—敬献于程老的灵前!”可以告慰程老在天之灵的是:11年后(1998年)我们又一次修订了这本专著，篇幅比过去增加了三分之一。但我们仍标明程老是主编，而且没有按惯例在程英琦的名字上划上黑框。因为我总认为，程老没有离我而去，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在我的眼前。
1978年我国开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程。1980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1986年我国提出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的申请。中国对外全面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1987年我校将原金融系的国际金融教研室独立出来，在组合了校内讲授涉外经济课程和部分英语老师之后，组建了以我为系主任、刘宗仪教授为总支书记的国际经济系，开始招收国际金融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两年后开始招收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生，其后招收了国际贸易专业的硕士生。1994年我开始招收国际金融方向的博士生。这样，我校原有的两个涉外经济专业有了完整的专业体系，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坚持在自编教材的基础上选用国内外已经成熟的教材，且自设英语教研室按英语专业要求学生的英语学习，因此，国际经济系的教学质量是好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赴国外深造的大有人在，有的进入国际名牌大学攻读学位，有的进入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著名商业银行工作，有的在国外大学任教，留在国内的已经成为各部门的骨干，有的担任了高层领导工作。
1997年国际经济系在刚步入少年时期却因国家教育专业的调整方案而被撤销。国际金融教师并入金融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先并入工商管理学院，后并入国际商学院，英语教师并入经贸外语系。虽然如此，我校的涉外经济专业仍有了发展：1999年国际贸易专业招收博士生。其他一些涉外专业也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生，涉外经济的博士生招生也逐年扩大。尤其是涉外经济课程几乎遍及校内所有专业。仅以硕士生课程为例，就开设了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当代经济学流派、我国财税研究、国际金融市场，国际市场营销与管理，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国际经济法研究等等。
展望未来，我校的涉外经济专业课程还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在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作为以财经教育为主的西南财经大学的责任应该是：“加快培养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各类专业人才。”(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我认为，这不仅应该是涉外经济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应该是我校其他专业的培养目标。因为，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不一定都进入涉外经济部门或外国在华机构工作，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按国际规则和惯例办事。要完成这一培养目标，我认为各专业应根据本专业的具体需要，开设有关课程，给学生一个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思路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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