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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任重

    1995年10月,“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许多国家的经济学者纷纷来到香港,翘首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关注着即将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的“前途”。为了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改革中的中国,让香港人了解自己的母亲,内地的一些经济学者应邀汇聚香港,就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展开了研讨。四川省的代表丁任重教授结合四川省国企改革的实例阐述了四川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国企改革的进展,引起与会者的关注,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华南早报》、《华南新闻》等多家新闻媒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他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丰富的实践积累和独到的见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又良好的印象。
    丁任重教授,安徽蚌埠人,1982年获安徽大学经济学学士,同年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1988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两年后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确定为省委领导联系的专家,199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1991年到1995年短短的五年时间,丁任重能从一个普通的讲师成为博士生导师,正是他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的责任感,对科研的执着追求和严谨治学、勇于实践的精神而获得的。

注重经济学
基础理论研究

    丁任重出身于安徽蚌埠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5年,刚满16岁的他便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来到蚌埠秦集公社当“知识青年”。三年的农村知青生活,他目睹了当时农村经济的衰败、萧条、复苏与兴旺的转折,在思维最为活跃的年龄,年轻的他思考着农村经济变迁,     但这还需要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作辅助。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中,他开始一章一节地攻读《资本论》。进入《资本论》的殿堂,他被马克思宏阔的思维、严谨的逻辑、精美的语言所折服,由此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树立了他探求经济规律的愿望。
    1977年10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已经中断11年的高考,给全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指出了新的方向。考大学!在丁任重心中升腾起进入大学殿堂、探求经济规律的希望之火,激励着他以二三个月的时间系统自学完各门功课,以优良的成绩考入安徽大学经济学系,正式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生涯。
    丁任重随后的道路,如同旱苗逢春雨,雄鹰乘疾风。在大学四年本科期间,他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论著,全面了解了世界上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基本理论观点。1982年3月,他考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得益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的精心指导,丁任重更加勤于思考、刻苦钻研。他深知,在经济问题的研究探索之中,个人的科研能力以及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基础理论的功底。因此他把基础理论的学习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在以前自学《资本论》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展开了对经济学基本理论中有关概念、范畴的研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不人云亦云。
    在基本概念、范畴的研究中,丁任重对关于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提出生产力要素论是不够的。应当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生产力要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生产力要素如科技、自然条件、社会分工、劳动工具、生产组织等对生产力发展起着不同的推动作用。并以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为例,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来源在于劳动力数量、分工、生产工具的交替的作用。即便是生产力内部的同一要素,它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自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后,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生产力,社会科学不是生产力。丁任重明确地提出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多角度系统阐述了社会科学同样能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观点提出后,被《经济学文摘》、《经济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产生了较大反响。在关于使用价值是否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上,尽管传统经济学理论把使用价值排除在外,丁任重从马克思的原著出发,历数经典著作中重视使用价值问题的出处,认为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范畴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而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基础理论的学习过程中,丁任重不仅系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内容,而且在练好基本功的同时,敏于思考、进行科研,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应用。
    1985年,丁任重继续师从刘诗白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对于一个立志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工作者来讲,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无疑成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一个检验经济理论、提高研究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极佳时机。这样,丁任重不断追寻经济体制改革的踪迹,把研究和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和提高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中,丁任重在攻博期间对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改革、治理整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宏观经济调控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经济环境控制;     二是总量控制; 三是层次控制。在层次控制上,丁任重作了更深的研究,认为应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控制经济区;     二是经济区控制中心城市; 三是中心城市控制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丁任重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针对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他对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承包制、企业集团、企业破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诸多观点被重点学术刊物转载,为实际操作部门所采纳。比如,他从承包合同、承包方式、承包原则、企业承包的稳定性几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企业承包制的建议。他较早地探讨了企业集团问题,认为企业集团是企业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并提出了建立企业集团的三条原则。这些观点,对当前我国组建大型企业“航空母舰”的战略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丁任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这不仅得益于名师指导,而且还有自己的刻苦钻研,敏于思考。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言、行、德的影响之下,这种沉重的使命感促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10年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从一个爱思考的小“知青”转变成一个满腹经纶的青年学者 ,而且在他的思想中积淀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品格。中国学人的品格使他的学术研究之路不断向前迈进。

面向经济建设
主战场

    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丁任重执教于西南财经大学,并任经济系副主任。在实际工作中,丁任重不仅要在课堂上向莘莘学子们传道授业,编写教材,而且承担了大量的科研任务,先后完成了4项国家级重点课题、5项省级重点科研课题,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理论研究。他认识到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因此,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区域经济(特别是经济区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国逐步认识到大中城市组织经济活动的作用,开始组建经济区,作为打破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的手段。丁任重在经济区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是提出了“三层式”经济区结构模式的理论。他把经济区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主导层,包括一个或若干个主导部门,使其成为影响经济区性质、规模、发展方向的核心。第二层是相关层,主要指与主导部门产前、产中、产后相关联的一些部门。第三层是基础层,包括国民经济基础设施部门和农业两大部分。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1988年他出版了专著《经济区的理论与实践》。针对学术界流行的梯度推移理论,他提出了不发达地区的跳跃发展战略。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98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文章,认为该书“系统论述了经济区的结构、功能、层次、类型、构成要素、区划原则、发展战略等问题,是我国较早一本研究经济区的专著”。
    丁任重在这一时期继续关注国有企业的改革,他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学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考察大中型企业,也考察小企业;既调查公有企业,也调查私有企业。在广泛调查、全面掌握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历史动因、企业改革出发点、改革的形式、内容以及改革的外部条件等问题做了理论分析与总结。特别是对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股份制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1994年他出版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分析》一书,全面展示了他关于企业改革理论的研究成果。1996年第2期《财经科学》发表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的书评文章,认为这本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机体理论”,“该书的研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出发点、形式、内容、外部条件等方面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正是基于对国企改革理论的深入研究,由他作为副主编参与撰写的《现代企业制度论》一书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并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丁任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从1985年起,他先后应地方政府的邀请,赴彭县、井研、夹江、甘孜、泸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帮助当地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望周刊》、《四川日报》等都作过报道。原农业部部长何康对井研规划给予高度评价,并为《井研的明天》题写书名。1993年他被命名为“成都市新长征突击手”,1994年被评为“四川省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和“四川省十佳青年教师”。
    从1993年5月起,他开始参与四川企业改革的试点工作。他先后深入全省10多个地市州的100多户国有企业调查研究,担任了省企业改革试点领导小组联络员,具体参与指导试点企业的改革工作。他为不少企业出谋划策,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学术研究中,他一方面不断加深、拓宽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重视同国内外学术界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他还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0年应邀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其论文入选大会论文集,并作大会发言。1993年7月应邀参加在日本召开的“中美日加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其论文入选大会论文集,并作大会发言。1995年10月应邀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国际研讨会”,其论文入选大会论文集,并在会上介绍了四川省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情况,引起很好的反响。
    1997年,丁任重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Mercer大学做研究工作。其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之时,他利用在美国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经济导报》、《香港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墨西哥金融危机有许多不同之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会延展较长时期。他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十分中肯的。
    2001年,丁任重又一次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着重研究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运动,并借鉴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探讨中国目前西部大开发的路径。他提出应重视西部的环境保护与开发经济之间的协调。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地造福人民,造福子孙。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比如:中国的水力资源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而西部地区的蕴藏量就占全国的82.5%;中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第十六位,而西部地区的储量就占全国的64.5%;其他各种有色金属矿储量占全国的90%。资源诱惑力巨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地区。同时西部的自然环境也是中国最脆弱、最“纯净”的地区,所以在西部富饶资源诱惑下,对经济利润的索取和对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同等重要。发展经济是为了造福人民,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保护环境更是造福人民,保障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质量。
    1995年7月,丁任重因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在北京参加全国青联八届一次全会时,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5年8月,丁任重的论文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再一次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
    丁任重认为,这一代青年经济学人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机遇,即能够身处激励人心的改革时代,并在其中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这一点来看,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同时还需自己的拼搏与努力。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成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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